4月23日，国资委成立保增长工作小组，要求央企的“增加值增长要达到8%以上，利润增长达到10%以上”，国资委领导要求央企管理层要把保增长当作一项“政治责任”来完成。
这种一刀切的“保增长”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大跃进”并无两样。它从另一个角度再次确认了央企本质上不是真正的企业，至少不是按照市场化规则去经营管理的企业。因为作为企业，殚精竭虑追求利润增长是经营管理者的天然本分，也是企业家最基本的职业精神，把保增长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暗含国企实质上是准政府机构，国企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准官员，只有官员才会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当作“政治责任”。
在这个关键而且艰难的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无法回避三个矛盾：
保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长的趋势，短期看需求，例如投资、净出口、消费等，长期看供给，劳动力、资金及其他要素供给，还有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以来，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始终是以投资为主而消费偏弱，这种需求结构导致以资本投入为主的重工业畸形发展，而靠消费需求支撑的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一旦把“保增长”放在经济政策的首要位置，短期增加需求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增加投资，尤其是政府和国企的投资，但这种刺激“需求”的后遗症是破坏长期的供给环境，加剧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降低生产要素及其他资源的配置效率。
保增长和控制金融风险之间的矛盾。2013年3月底，广义货币M2达103.61万亿，同比增长15.7%；远远高于一季度工业增加值8.7%的增长率，更高于GDP的增长速度。通过提高企业杠杆率，大量增加资本投入来“保增长”，最终难免造成信用过度扩张，投资泡沫不断膨胀，金融风险进一步积聚。3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70.49万亿元，同比增长16.0%。其中房地产贷款增速16.34%，高于M2和信贷平均增速。在消费需求疲弱的经济环境下，信贷规模的高速扩张和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保增长和政府职能转型之间的矛盾。新一代政府的职能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淡化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角色，同时淡化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行政干预。而眼下的“保增长”似乎让政府再次举起投资的打旗，挥动行政的指挥棒，用一刀切的政治命令指挥国企制造“需求”。
如何处理这三个矛盾，实际上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如何平衡的问题，是增长幅度和可持续性如何平衡的问题，是忍受饥饿还是杀鸡取卵的问题。
这些年来，一提“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马上习惯性地想到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扩张国企的信用杠杆，其实，就政策特性而言，财政政策如竹竿，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可控性，它发挥“稳增长”的作用，渠道不仅仅是投资，改革预算制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让更多的财政资源通过医疗、教育、养老及低收入保障救济等渠道流向民生领域，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公共消费水平和个人消费倾向，也可以促进增长。当然，用这种方式促增长，类似于服中药，效应不如投资这类兴奋剂来得迅猛。
总而言之，当“保增长”成为当下最强势的政治和经济语境，如何平衡其和“加剧产能过剩、强化结构失衡，增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热切关注的焦点，也是外资对中国经济中长期趋势的不确定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