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期吧，邓丽君的歌悄然传进大陆，在中国大陆的“红歌”中，邓丽君的歌被批判为封、资、修的靡靡之音，黄色歌曲。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邓丽君当时已走红港台、东南亚，电台选播她的歌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大陆的革命逻辑，很霸道——境外的东西，通通打上了印记，资产阶级的;流行歌曲更是靡靡之音，反动的。当时文革正疯狂，栽赃，诬陷、揭发、批斗、文攻武卫、人人自危……中国大陆笼罩在红色恐怖里。在风口浪尖上，走私唱片等于找死，没人敢做这种事;唯有空中的电波，可以自由飞翔，无法禁止。胆子稍大又有收音机的，就能欣赏到好听的歌，领略人家世界的精彩。
当时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用不同的方式，在听邓丽君的歌。尽管政治环境严酷，尽管必须偷偷摸摸，人们依然向往真善美，没有停止追求的脚步。这种现象，今古奇观!
邓丽君，这个祖籍河北的汉族姑娘，她的如梦如幻的歌声，适逢其会，从海外，越过政治高墙，飘进封闭已久的神州大地，迷倒了千千万万的听众。在她短暂的一生，曾经用多种语言，演唱过约三千首歌——欢乐的，悲哀的，轻快的，缠绵的，俏皮的，庄重的……几乎穷尽了人的方方面面的情感。喜欢她的歌的，总能从中找到契合自己心情的，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邓丽君的歌声很温馨，很亲切，像邻里女孩閒话家常。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更不是强制性灌输，不显山不露水的，毛毛雨润物细无声。由于既美妙又通俗，所以人人听得懂，个个会着迷。她的歌唱对于人性的复苏和回归，其实是一种充满诗意的呼唤。也是一种另类的思想启蒙。
大陆人长期被政治，被运动，被折腾，已失去了浑朴的天性，不知情为何物。而邓丽君的歌曲，虽然内容丰富，万象纷呈，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情。她所歌唱的爱情，亲情，友情;她所歌唱的人生，家国，乡愁;均可概括为或浓缩为一个“情”字。她用自己富有特色的嗓音，完美地诠释内心对“情”的感受。她唱得甜而不腻，她唱得哀而不伤，她唱得艳而不俗，——温暖，圆融，柔肠百转，令人陶醉。
邓丽君有一首《小村之恋》，听来绝对别具意味——那亮丽的嗓音，颤动的音符，竟彷佛无数的金属芯片，漫天闪耀。歌声极富张力，听到高音区，似有一股坚韧的冲劲，欲在黑暗里带着听者破空而去。
后来邂逅《雪中莲》，在万籁俱寂之夜，闭目倾听，同样妙不可言。邓唱得轻柔如羽，清新脱俗;感觉纯净无尘，特别空灵。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在月光下歌唱。真可谓此曲只应天上有啊!想像中，那飘的已不是洁白的雪花，而是自由的精灵;令你有出尘之想，也欲乘风归去。
邓丽君曾说过，最能理解她的歌的，是中国大陆的人。这话一点不错。大陆中国人的确是她的知音，与她“心有灵犀一点通”。身为大陆人，在那个悲情的年代，一旦遇到邓的歌唱，就不会想错过，也不会想放弃，而是让它留在生命里。
邓丽君憧憬中的大陆行，一波三折，未能如愿。终成千古之憾。大陆亿万歌迷的疯狂推崇，邓丽君骤成风云人物。其身份也随之变得敏感，重要性陡然升高，她成了极有价值、又别具意义的歌星。海峡两岸的执政者都意识到这一点，都想因势利导，为己所用。
西岸频频出招，要邀请她来大陆演唱，给统一战线加分。高层认为会轰动，一定反响很大。评估结果：利大于弊。这个“利”，就是借邓丽君的登陆，给世界一种“人心所向”的观感。为此，不但开出了诱人的价码，甚至连演出的行程，都规划得很具体;前后顺序是：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地理方位的选择，也照顾到东西南北。还答应在她的家乡，举办一场超大型的演唱会，让几十万人来听她的歌。不难想像，此事如果能成，那盛况绝对空前，肯定会轰动全球。这对任何一个歌手，都有极大的吸引力，没有谁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邓丽君也不能。
西岸打的如意算盘，东岸洞若观火，斥之为统战阴谋，包藏祸心。自从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大陆取代台湾，两岸在外交缠斗中，台湾已明显居于下风。它处境艰困，不能再失分，以免影响岛内的民心士气。所以，极力劝阻邓丽君去大陆。对峙中的海峡两岸，各有政治盘算，把歌者夹在中间，左右为难。邓丽君因在大陆疯狂走红，而变得重要;又因重要，而不能登陆。政治使人生显得无奈。
随着时间推移，台湾开放探亲，两岸的人员往来渐渐增多，事情出现了转机。西岸又频频邀约，邓丽君也积极筹划登陆演出。她常说：“我想到天安门唱歌。”那里能容纳百万人，她要开一场户外演唱会，让大家免费来听歌。眼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政治地震突如其来，结局变得面目全非。
八九.六四，使邓丽君来大陆演唱成为泡影。之后，邓丽君已渐渐没有心情再唱歌了。她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形象也日见衰老;那花一样美丽的生命，竟在悄然滑向死亡。
世事无常，难为邓丽君了。这个朴实无华的奇女子，百年不遇的天生尤物，其声耳熟能详，其人缘悭一面;是同胞，又是同时代，心意相通却错身而过。我们和她一样不幸。
肮脏的政治令世界充满悲情，大到血腥的战争，小到——断送了一个天才歌手朴素的梦想，使邓丽君至死也没能走进自己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