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消息，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违纪违法案件，已于4月10日由北京市二分检向北京市二中院起诉。公诉机关指控，刘志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从2011年初刘志军落马至今，舆论一直密切关注该案，甚至在各类媒体的演绎中，该案披上了神秘的色彩。总的来说，媒体对此案的关注重点，仍然集中于一些关键细节，比如刘如何与女商人丁书苗相识？刘的风流韵事，等等。及至今天，人们更多的还是关注刘志军腐败案的案情和未来的判决结果，而鲜有涉及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土壤，盛产了刘志军这样的奇葩？
之所以说刘志军是“奇葩”，笔者基于三个方面的理由：首先，刘志军盘踞庞大的铁路王国多年，他在这块土地上翻云覆雨，任尔东西南北风而巍然不动，俨然独立国王，和其他众多部长形成了鲜明对照；其次，尽管过去多年来民间舆论对刘志军颇多批评，但以中央媒体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对刘志军颂歌一片，甚至对铁路系统的批评都极少极少，以至于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在有关铁路的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再次，刘志军身为1949年以来众多部长中“最丑的男人”，却赢得了不少女人的“青睐”。
在我看来，“刘志军奇葩”之所以在中国政坛盛开那么久，并非源于“种瓜得瓜”的自然规律，而是培育他的制度“土壤”有着鲜明的特色，正是这种“土壤”，盛产了并将继续盛产各式各样的官场奇葩。
由于缺乏最起码的民主选举，中国官场奉行裙带理念，即每个官员要想获得提拔，不需要对民众负责，而只需要投靠一棵“大树”，并在这棵大树的荫蔽下，和树下众多其他植物结成同盟，便能抵挡各种风雨。
刘志军在任铁道部长期间，曾经历了几件对一般官员而言足以形成毁灭性打击的事件，但他历经风雨而不倒。比如，他的亲弟弟刘志祥在任武汉铁路局长期间，因为受贿3000多万元并指使他人杀死举报者而落马，在当时的司法标准下，这两个罪状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让刘志祥被判死刑，但在刘志军的斡旋下，刘志祥保住了命，作为对价，刘志军大笔一挥，拨出了数十亿资金，兴建了规模庞大的武昌火车站。对此，很多人对刘志军都有强烈批评，但他丝毫未受影响；又比如，刘志军任期内，发生了几起严重的铁路事故，但面对民间舆论众多的批评，刘志军巍然不动；再比如，刘志军的任期，正是高铁建设的狂热时期，对此，虽然坊间和学界有诸多质疑，有关腐败问题的举报亦源源不断，但刘志军仍然应对自如。
为什么刘志军历经这么多风雨而不倒？这里的最核心原因，在于刘志军成功地打入了某位要人的核心圈子，并成为这位要人最忠实的马仔。正是在要人的保护下，刘志军可以为所欲为。
刘志军在任部长期间，也是媒体对铁路黑幕噤若寒蝉最严重的时期。不止一位中央媒体的记者曾亲口告诉我，上峰明确指出，禁止刊发对铁道部的批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火车票最难买但票务黑幕最深的那几年，民间和学界呼吁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以打击黄牛倒票，压制内部倒票，但铁道部一方面禁止全系统谈论此事，另一方面让所有中央媒体在此问题上闭嘴。即便网络舆论对铁道部和刘志军的批评，也多被打压。在刘志军职业生涯的巅峰期，我曾发表一篇《刘志军必须引咎辞职的五个理由》，虽然引起了较大反响，但发表后不久，就在主流门户网站莫名其妙被删除殆尽。
通过更多了解我发现，原来，一是刘志军指使铁道部有关官员，用票务、金钱等各种手段，拉拢、诱惑媒体和媒体负责人，成功地在中央媒体和铁道部之间构建了基于票务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二是刘志军通过某些部门的关系，对中央媒体作出了禁止批评铁道部的硬性规定，同时严控网络舆论对铁道部的批评。正是这种人为的监督失范，让刘志军陷入了自我感觉极好的癫狂状态，以至于走向不归路。
从整个政治格局来看，铁道部长其实并不是最有政治权势的部长，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垄断公司的董事长。但在这个超级公司内，刘志军叱咤风云，缺乏任何起码的监督。中国政治口头宣扬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铁道部这里成了空话、大话、废话。刘志军在全系统有着高度的话语权，一个人说了算，一支笔签了算。正是这种长期的一言堂，让刘志军“滥用职权”成了必然。
纵观刘志军式奇葩的存在和生长原因，还必须跳出中国官场这个微环境，从更宏观的环境来分析。多年以来，由于缺乏信仰、道德失范，在官场腐败的整个中国社会几近溃败，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质。如同美女对刘志军的攀附逻辑，商人、官场、媒体，都从各自不同的利益角度，或主动或被动地对刘志军趋炎附势，正是这些人共同培植了刘志军这朵奇葩。
经过两年多的不公开调查，现在，刘志军终于再次走入公众的视线。笔者衷心地希望，有关人士不仅要关注刘志军案本身的案情，更要深刻反思——自己是不是也曾参与培育刘志军奇葩？而对有关决策者而言，刘志军应该成为一个历史标本，倘若不尽快改良土壤，更多的刘志军式奇葩，恐怕正在繁殖、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