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我就发现一个现象：从北京回河南老家，一千五百里，无论坐火车还是乘大巴，沿途几乎看不到树龄超过二十年的树，所见全是小树、幼树。近日几位朋友开车出北京到延庆游玩，跑了二百里山路，除了明十三陵附近有些古树之外，其他路段的山坡上，仍然几乎看不见树龄超过二十年的树。北京西、北两面依山，居京近二十年，去过北京的不少山区，不止是延庆，其他山区沿路你也很难看见脱去稚气的像样的树木。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两次去甘肃天水采访祭祀伏羲大典，对那里连绵起伏的大山印象深刻。一座座山头排向天际，座座山头全被切削成清晰整齐的梯田，整座整座的山头上望不见一棵树，一座连座的大山都是那么光头朝天——视觉非常震撼。我不禁感叹：当年那里的人们要流多少血汗眼泪，才能把那么多的山头全部弄成梯田，才能把那么连绵群山上的树木消灭得那么彻底，执政者需要多么邪性才能驱使民众去完成如此浩大的“改天换地”工程！或者，莫非这一地区自伏羲氏以来就不长树木？
回顾上述个人经历，最近我得出一个粗疏的结论：北中国半壁万里河山，无论山区还是平原，几乎看不到一棵树龄超过二十年的树木（一些古迹遗址或人家庭院里除外）。据此继续推演，我又得出另一个粗疏的结论：中国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若按生长其上的树木的岁数论，莫说五千年文明古国，实在是一个只有不到二十年历史的蒙昧新国。
为什么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山川之上很难看不到像样的大树？以我有限的知识和经历判断，最近六十年的共产极权制度乃是导致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请允许以我生长于斯的村子（河南省杞县焦庄）为例加以证明：
我们这个村子位于黄淮平原腹地，村里六七十岁的老人至今神往当年村头的几十棵大毛白杨树。那时，焦庄的大杨树方圆几十里闻名。大杨树有多大？老人们说：树身棵棵都有磨盘粗。磨盘有多粗？起码三四个人合抱。村里至今流传一个关于这些大杨树的故事。我的一个堂伯父（父亲的堂兄），少年时期曾被老抬（绑票的土匪）抬走。钻看守的空子，少年逃出了土匪的掌握。可是家在哪里？此刻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离家多远。无奈之下，他就近爬上一棵高树的树梢，向四面八方瞭望。在东南方向，他看到了我们村头那些大树的熟悉的树冠，还看到了离我们村六里的瓦岗集（不是山东瓦岗寨）的那座砖塔。少年下得树来，朝着家乡大杨树的方向，一路走一路问，最终回到家里。后来知道，羁押伯父的那个村子在我村二十多里以外。
1963年我降生时，我们村的大杨树已不存在。自从儿时第一次听说大杨树起，直至今天我仍然每每痛惜它们的消失。那么它们是怎么消失的呢？是分两次消失的：第一次是土改时期，长在富裕人家土地上的大杨树，像土地和其他财产一样，被分了，被伐了；第二次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1959年大炼钢铁时期，长在中等人家田地里的大杨树也被伐了，被烧了。从此以后，焦庄的大杨树已不复存在，只存在于父老的记忆和传说里，再过一二百年，恐怕就只存在于笔者的这篇小文里了。
人民公社的二十年里，田间地头是不准长树的，毛说“以粮为纲”，可耕地里长树违背毛的教导。即便个别树木命大运好，侥幸活过人民公社的二十年，1979年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也都被刨掉。此后这三十年，土地隔几年一变动，每次变动都是树木的大劫。谁愿意让自己种的树木随土地流转到别人手里呢？于是在中国农民是一次动地，在中国大地上的树木则是一场种族灭绝之灾。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无恒产者无恒心，两千多年后焦子悟到无恒地则无恒树。
从北京到河南一千五百里几乎见不到一棵树龄超过二十年的树只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是，一千五百里沿途所见的小树、幼树，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那种速生杨树。为什么千里尽皆速生杨？成材快，变钱快呀。如果种生长缓慢的树种，土地流转了，树才胳膊粗，是刨还是不刨？刨吧，纯粹是害性命；不刨呢，不是白忙活吗？
我们村大体上说是南北对称，东西向的主干大街向东延伸就是出村的大路。沿着这条路走三里地，就是北京至深圳的106国道。三里长的乡村道路，路北有一条小河相伴始终。出村不远，临河有我家一块地，弟弟在河岸上种了一排速生杨树，有二三十棵，其中多半已有合抱粗，非常葱茏。这里正是当年我村一些大杨树生长的地方，我想，百年之后这排杨树或许也能棵棵长得磨盘粗。我开始为百年后重现焦庄大杨树的景象而激动，而憧憬！
去年（2010年）秋天回家，母亲告诉我，杨树这几年便宜了，而且越大越不值钱，弟弟栽的大杨树今后恐怕再也卖不上价钱了。我问，那些杨树现在估计能卖多少钱？母亲说，也就几千块吧。我半开玩笑地说，我给他（弟弟）一万块，让它们永远长在哪里吧。当时我只是顺口一说，并未进行这桩交易，也完全没想到这排杨树的死期即将到来！
几个月后的今年四月，我再次回老家，下了106国道，发现与通向我村的那条路相伴的小河被重新挖过，新土覆盖的河岸上一棵树毛也没有了。我心头一沉：弟弟栽的那排杨树命运如何呢？赶紧放眼往村头望，三里长的河岸像天地刚刚开辟一样干净，弟弟栽的那排原本遮住半边天的杨树此时视野里也看不到了。待我心情沉重地走到杨树们生前生长的地方时，但见几十个大树墩晾在河岸上，如同屠场，有的树墩被挖掘机从中抓开，惨不忍睹。
我的企图重现焦庄大杨树景观的梦想就这样迅速地悄无声息地残酷破灭了！
从记事以来，小五十年了，这条小河隔不几年就挖一回。河岸上不管长什么，一旦挖河，全部毁掉，压根儿不考虑赔偿的问题。土地是公家，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无人疼惜，有人疼惜也无用。弟弟正在邻镇当镇长，那天我责问他：“你们这些基层干部，在动土方工程时，为什么就不能考虑一下生长在上面的树木呢？”中原腹地开化有五千年了，我们的村子也有四百年了，出村的这条路上且不说能点缀几棵千年大树，若能点缀几棵百年大树，也该是多么体面，多么福气，多么有历史感，多么令人心醉啊！
编本期《黑五类忆旧》时，我搜索到潘石屹先生的一篇博文。潘六岁多时，三爷（爷爷的三弟）被村里的基干民兵抓走，去办学习班。家人让他去给爷爷送馍，民兵班长用枪口对着他，质问他干什么，把他吓哭了，还不敢哭出声。稍大，潘石屹问父亲，那一次为什么把爷爷抓起来，父亲告诉他，县委书记提出要贯彻“以粮为纲”，地里生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树都要砍掉，爷爷反对，就抓起来了。
潘接着写道，于是小时候地里的参天大树从此再也不见了。潘石屹是天水人。那一年伏羲文化研究会在北京开会，在京的天水名流应邀与会，我与老潘同桌用餐。看到潘的博客，联想起十多年前去天水的经历，原来那里的连绵群山并非从来一棵树没有，而是曾几何时到处也长着参天大树！
天水与中原相距几千里，两地大树们的命运完全一样，遭劫的时间和原因完全一样。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近百来年，地球生了皮肤病，就是共产极权制度。这个制度不仅是人类的灾星，看来也是树类的灾星；不仅是人类之敌，也是树类之敌。此文完工之际，我又读到樊建川先生的一条微博：“石漠比沙漠还凶恶，地球的癌症，严重到寸草不生。1987年至2005年的十八年间，西南石漠化面积新增四万平方公里，超过海南岛的面积。目前仍以每年吞没一个县的速度发展。伐木、烧山、开荒、陡坡种粮、水土流失、土层变薄、再变薄、石头裸露、大地死亡。仅仅是人口压力吗？这几十年怎么了？”如此说来，共产极权制度不止是树类之敌，也是整个生物圈，乃至岩石圈，之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