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二开启的中国人大会议广泛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媒体的关注。《南德意志报》发表文章指出，虽然人大代表们一片“祥和”的对早已内定的决定举手叫好，不过还是有少数例外敢大胆进言。
《南德意志报》在这篇文章中是这样描述人大会议的“设置路障严检，每个胡同都是警察或者是民兵…无人知晓，并不是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几千个人大代表们，对共产党之前已经做出的决定连声附和。”
文章接着写道，“不过在一片'和谐'的气氛中还是有那么几个例外的，比如广东省人大代表贺优琳，这位被网友们称为‘忧民哥’的57岁学校校长再次建议政府‘刻不容缓，应该完全放开生二胎’。”
《南德意志报》这篇文章中指出，贺优琳这种做法是一个大胆的与目前政府政策背道而驰的表述。“即将离任的总理温家宝虽然在周二时承诺，要在家庭政策方面取得的进展，但同时他也表示，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
不过贺优琳的主张受到了民众的支持，文章援引一位大学女讲师表示：“如果我能够支付的起罚款，并且能找到学校接收孩子的话，我早就想要第二胎了。什么时候想要孩子的时候就可以要，难道不是人权中最基本的内容吗？”
文章作者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包括学者和公务员加入批评一胎化政策的行列。因为人们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项政策已经过时，继续执行只会弊大于利。
这篇叫做“给中国添丁加口”（Mehr Kinder für das Land）的文章认为，贺优琳说出了民众的心声，文章作者举出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超过60岁人口数量将达到两亿。作者还采访了贺优琳，后者表示，具备工作能力的人、年轻人口的数字正在下降，而这些原本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之一。
文章还写道，因考虑到中国浓厚的官僚气氛，贺优琳提出建议时措辞小心谨慎：“我说的是，我们继续主张一胎政策，允许第二胎，禁止第三胎。”
文章作者在文章最后写道“谈话时贺优琳间或不耐烦地哼了一声，从面部表情和手势可以看出他迫切的态度。而最后这位‘忧民哥’大胆的预测：‘我跟您说，这里正在出现一些动静。很快了！’”
经济学家指出，计划生育政策也导致了中国高的储蓄率。独生子女要照顾两位退休父母，而一对独生子女夫妇往往必须要赡养四位老人。这就使得人们选择存钱而不是消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移植器官大国 供体来自哪里?
而另外一个与“人”有关的问题也受到了德国媒体的注意。《时代在线》一篇题为“预购心脏”（Herz auf Bestellung）的文章谈到了移植死刑犯器官的问题。文章写道：“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去年在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每年中国的肾、肝、心和肺的移植手术超过10万余例。从黄洁夫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近60％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
文章继续对中国死刑犯的情况作出报道，“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是国家机密。估计的数字是每年有4000人。他们或是头部中枪，或是接受注射死亡。有内部消息人士称，移植医院与监狱共同合作，并派出自己的团队去摘取器官，不排除医生参与执行死刑的可能。”
文章还提到，中国在如何通过注射死亡而不伤及器官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曾在一所心理和法医研究所担任多年领导人的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2006年因为一个关于死刑执行方法的研究获得了“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奖金约为20万欧元。对其获奖的赞词说，他研制了一种器官“全新防护液”，利用这种技术，尽管使用注射执行死刑，仍然可以完成器官移植。在发表得奖感言时，王立军曾提到，已经在“数千人”身上进行了这种实验。
文章指出“在世界其他地区，这样的新闻会引起社会的恐慌，不过，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移植器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欧洲一些国家要等待数月才有可能得到移植器官，在中国只需要等待数天。西方国家的医院和医生给中国移植中心提供支持，从不提出质疑。”
“在许多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患者住在只有外国病人和富有的中国病人医院等待着决定生死的关键手术。”
该文作者采访了一位在中国做了移植手术的以色列人，他曾是一位需要移植器官的心脏病人。文章写道“在特拉维夫的医院等了一年半未果之后，在到达中国一个星期，他就被告知，隔天可以进行移植手术。捐赠者是22岁。受赠者没有问死者死亡的原因，他说：‘我生病了，我快要死了。他们只是暗示说，他是一宗交通意外的受害者。’”
《时代在线》分析道，这是几乎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虽然中国每年超过6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不过中国的大夫也并不会事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因为交通事故死去。并且，迄今为止，中国并不具备一个登记分配移植器官的中央传输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