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房价问题似乎已经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第一大问题。对于芝麻开花一样的房价，政府一再出台政策进行调控，但是房价却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屡创新高，这似乎已经成为近两年来政府调控的一个惯常现象。人们可以埋怨奸商捂盘惜售人为制造稀缺，人们也可以埋怨政府的条例贯彻不好，人们还可以埋怨下层执行人员和房地产商人沆瀣一气导致好政策出不了好结果。可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分析房地产问题，似乎很多事情就可以解释的通了。房子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意味着稳定和家庭，但是更多情况下，房地产在目前中国人的心目中，扮演的是投资品的角色。如果我们将房地产作为中国人最广泛接受甚至是唯一能够获得全国认同的投资产品，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房价越调越高。
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速，调整了货币政策的走向，从紧缩走向了宽松，甚至政府还出台了4万亿计划来拉动经济。由于世界经济进入下降通道，中国开始通过扩大内需来确保其既定的经济发展目标。而拉动内需，作为朱镕基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在实行了十余年后开始显现出他的副作用。
由于居民消费力不足（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包括分配制度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诸多方面，不在此处讨论，但是这是中国目前的现状），因此扩大内需就演变成了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不是一处两处、一种两种的基础设施建设。考虑到中国官员的考核制度，我们不难想见地方政府在应对这种情况时的作为。无疑这种扩大内需将演变成为一种新时期的“大跃进”。各地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建设高潮，楼永远要最高的，广场要最大的，建个塔如果没有达到亚洲第一高度都不好意思说出去，找到一块空地，像总设计师一样画个圈圈，就要在那里建设出一个新的城市。对于地方政府的官员来说，出政绩出效果的最佳方案就是开发房地产，利用政府的便利条件，划出一块地，通过已经做好的招拍挂程序，由地产商来接盘，地产商再进行分包、宣传和利润添加，形成新的市场价格，然后政府再划出一块地，通过参考市场价格，再进行新的招拍挂，然后地产商再接盘，在新的市场平均价格上加上成本、利润的空间，如此往复，形成了地价、房价的自我攀升。而在开发的同时，似乎人们都忽略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市场的容量，因此也就造就出中国众多的“无人之城”，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恐怕非鄂尔多斯的康巴什莫属了。一幢幢空房子放在那里，其主要的作用不是居住，在众多购买者的心目中也没有打算过去居住，而是投资增值，就像是花钱买了金条的人，目的不是去吃它一样。在这个循环中，地方政府获得了漂亮的GDP数字，开发商获得了需要的利润，银行获得了客观的贷款，百姓用他们养老、教育、医疗乃至于三代的积蓄换来了价格不断上涨的房屋。
中国的地产开发，荒地开新盘的项目较少，大部分是拆迁再建，于是就出现了拆迁后享受到了地产价格红利的“原产地”居民，而买房较早的居民也获得了价格红利，由于这种示范效应，房地产开始转变成为一种投资品。
中国目前的投资环境并不健全，大部分中国人唯一的投资方式就是储蓄。而2007年之后越来越明显的负利率让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投资通道，股市成为当时的一个选择，但是股市的泡沫太脆弱，以至于中国的A股市场被新一代股民们视为中国目前最“环保”的地区。在中国当前的投资环境中，缺乏有效并且是公认的投资通路。红红火火的房地产市场自然成为一个好的去向。客观的利润空间和有意无意的“稀缺性”炒作放在一起，引爆了中国房地产投资的一个非理性热潮，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本就爱跟风的中国人，更是全民看好房地产，这种状况就和美国大萧条之前华尔街的清洁工也在讨论投资组合是一样的。人们考虑的不是这样的市场能够坚持多久，是不是有问题，人们考虑的是只要还有人进入这个市场，只要人们还看好这种投资就可以，人们需要做的不是研究房地产真正的供需平衡在哪里，而是只要在山峰上那个人不是自己就可以。至此，投资正式变为投机。
没有人相信有什么投资品价格是永远上涨的，只是人们选择不去相信，聪明的中国人更是不相信自己就是那一批留在高岗上的人。因此当政府出台限制房价的政策时，从根本上触动了两类人的神经，一是投资于房地产的人，二是将要投资于房地产的人。于是以做成生意为目的的房产中介机构和金融中介机构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来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住房梦”；于是出现了各种假冒证照、户口、离婚、结婚等等；于是，各种权利寻租的空间就出现了，比如办理“原产地”居民户口。
政府的调控思路是对的，但问题是调控的手段确实如此的矛盾，宽松的货币政策、稀缺的投资通路和房产调控混在一起，就形成了今日的现状。要在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需要的不仅仅是执政者的智慧和眼光，还要在体制上和根本对于过剩的流动性进行疏导。一方面开闸放水，另一方面又在围追堵截，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更快的自我引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