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凤鸣身后的油画，是当年的全家合影。 摄影_刘浚
在距夹边沟林场办公区百米外的一座土山下，看到了三座无碑的荒坟，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右派”的坟，而至于墓主人是谁却无人知晓。
当年许多“右派”为了能吃饱，便在野外采野草充饥，但据当地人讲这种草种食用过多会影响人体消化和排泄，致人肚胀。
和凤鸣：拒绝遗忘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
和凤鸣生于1932年，原籍甘肃会宁。因受到丈夫牵连，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劳教改造。
根据1980年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后，全国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数量为五十五万两千八百七十七人。
女“右派”数字或无法可考，仅以夹边沟农场为例，3000多人中只有19名女“右派”。而和凤鸣所在的安西十工农场，几百名“右派”中也仅有两三名女性。
恰恰是身为女性的和凤鸣，在三年劳教生涯中遭遇丈夫离世、家庭破碎后，历经三十年也拒绝遗忘，秉笔直书，用一本耗费十年心神与眼泪写就的四十万言自叙—《经历—我的1957年》，为沉重的时代记忆去魅。
和凤鸣书写女“右派”的生活，早于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记录夹边沟的苦难，又早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
《经历》出版十年后，和凤鸣由一个亲历者化作一个记录者，俨然已成为全国夹边沟难友、受难者亲属的联系枢纽。这些年来，好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龄读者相继去世。和凤鸣一一报出他们的姓名，间或补充几句某人的事迹，表情竟也平静如烟。
当时代悄然变迁，终将翻去这并不明亮的一页时，幸好还有一些记忆固执地镌刻着自己，如和凤鸣。
因言获罪
和凤鸣的家庭出身于良知家庭，因父亲1949年前参加过国民政府的中统组织，判过刑遭下放，失去工作权利。但她正当青春岁月被下放到农场劳教，却是因受丈夫牵连之故。
她认同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适逢《甘肃日报》创刊，和凤鸣放弃了到兰州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机会，向报社递交了两页自传并被顺利录取。
报社工作开启了和凤鸣作为新闻人的职业生涯，也令她结识了未来的丈夫王景超。王景超是参与《甘肃日报》创刊的元老，报社内公认的一支健笔。热恋时的和凤鸣，曾收到他长达16页的情信，令焦灼的思念融于字里行间。然而败也萧何，当这支健笔迎上“大鸣大放”浪潮，写出几篇批判党员“官本位”思想和滥用“行政手段”的杂文后，竟被戴上“大右派”帽子，被迫了结了自己的新闻生命，还令妻子和凤鸣受到牵连。
这个年代的爱情，往往没有什么浪漫的开始，却要面临“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考验。“反右运动”开展近一年后，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
传汉武帝曾赐给击败匈奴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一壶酒，犒赏军中将士。霍将酒倒入当地泉水中，与诸人共饮，共蒙皇恩，由此有“酒泉”之名，后更传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佳句。但与古诗幽情迥异的是，酒泉实际上土地贫瘠，多为戈壁荒漠，时有大风沙，饮水尚且困难，无论美酒，生存条件十分艰难。
尽管如此，和凤鸣与王景超均未想到，此地一别，竟成永诀。王景超在酒泉下车，带着和凤鸣为他购置的新脸盆、一块五一柄的牙刷、结实耐用的帆布箱、八成新皮大衣，奔赴夹边沟，奔赴翻手云覆手雨的政治苦难对人命运的捉弄。
一个在“值得全国的‘右派’分子们羡慕”的十工农场养鸡饲兔，一个在令人闻之色变的夹边沟农场挖排碱沟。当王景超们光脚泡在碱水沟里劳动，任凭皮肉被蚀破时，和凤鸣们还有机会吃大包子吃到撑。与丈夫迥异的遭遇，令和凤鸣的牵挂与痛苦加倍。
此外，夹边沟农场对“右派”们的态度也十分严苛。从夹边沟发出的信，每人每月限制两封。需经管教人员检查，确认无有害言论，方能投递。起先和凤鸣还试图反抗，挑衅般在信里暗示道：“上次的来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但什么也没有改变，丈夫的信依旧简短、平淡。“小娇娇”与“吻你”之类的字眼，再也不可能出现。
和凤鸣曾在信中与丈夫谈及“右派”应有“高度的自尊心”，不偷吃农场食物。此时她追悔莫及，担心丈夫受此影响，死要面子，但自知救援无力，又逼迫自己“冷酷地不去想他”。
她时刻不忘自己的“右派”身份，多年后才明白，这帽子恰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在艰苦的环境中，能清除个体残存的独立思想。如钱理群所说的“精神隔离”，它剥夺人自由思考、言说的权利，束缚人交流的欲望，在空洞中使得“革命的绝对权威”乘虚而入。
自下放后，和凤鸣的工资被降级，由102元减到58.24元。但她每月寄35元给父母，以照顾两个儿子，又寄10元给王景超，改善生活。然而，到改造后期，王景超所在的夹边沟农场，已根本买不到任何食物。
1960年11月，劳教“右派”的口粮定量骤减为每月15斤。夹边沟农场将尚未饿死的人集体迁往高台县明水分场后，大批人没能把命熬下去。1961年元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西北局兰州会议，“抢救人命”，粮食定量才有所回升。然而，当和凤鸣终于鼓起勇气请假，前往夹边沟解救丈夫时，一切都太迟了—王景超已于一个月前死在夹边沟。出于“高度的自尊心”和为家人避祸的考虑，他甚至没有发出一通求救电报。
阅后即焚
有甘肃民谣道：“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夹边沟一行后，和凤鸣成了寡妇，亡夫也尸骨无着。三年时光倏忽逝去，分别那日谁也料想不到的天人永隔，空降和凤鸣的人生。她劳教时为他准备的干辣椒，他还小心收在遗物箱内，没舍得吃完。他三年来积攒的两本日记，却令和凤鸣如获至宝。“他再也想不到，这两本日记对我是多么贵重的一笔财富啊！”
忍着悲痛回到兰州后，和凤鸣总算与两名幼子团聚，她未对王景超作任何祭奠，还带两个孩子去看电影。“习惯成自然，我认为不祭奠，不作任何悼念，忘却一切，倒是正常的。”然而终究长歌当哭，在先后遭遇外祖父母、父亲三位亲人的离世后，守着孤独的和凤鸣，唯有继续书写日记，与心灵进行对话。
“文革”期间，所有这些曾寄托着思念、告慰与情感的字纸，均在担忧、疑虑与恐惧之下，被和凤鸣付之一炬。包括王景超的日记、小说底稿，他写给和凤鸣的信，和凤鸣的养鸡兔日记等，灰飞烟灭，无一留存。被搜查、被抄家的和凤鸣，再度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这沿袭自“革命年代”的谨慎，仍着痕于和凤鸣的言行中。当被请求阅读她的日记时，和凤鸣羞涩一笑，婉拒道：“有些内容我也不愿意……”不愿意分享，还是害怕心事曝光，再遭罪一场？
直到改革开放后，和凤鸣才重新开始记日记。“不写，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2010年9月，王兵新作《夹边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和凤鸣的读者亦是难友，打来电话告知她这一喜讯。“我那个片子实际上是搞《夹边沟》的副产品。”和凤鸣说起自己的口述史纪录片时，尽管自谦，也难掩自豪之色—“这片子在美国、巴西等地都上演了。”
她的日记里还记录着与王兵初次见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杨显惠带着王兵这个“很年轻”的小伙子，还有几名将参演电影的年轻演员，到家中拜访她。当时凤凰卫视制作的《社会能见度》节目正在播出夹边沟专题节目，而兰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这个台，他们便专门到街上找了家宾馆，包一个房间看节目。
这才催生了长达三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王兵带着助手与摄像机到和凤鸣家中，连着去了三天，只取了七八个小时的素材。摄影机背对阳台，有时聊到黄昏，室内光线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轮廓，也无人开灯。这部摒弃了所有戏剧性叙事可能的纪录片，后来拿下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拒绝遗忘
自1961年探访丈夫却连尸骨都未见着后，和凤鸣再也没有去过夹边沟。直到1991年，有难友与她通信，提起夹边沟分场高台明水的大片坟地—丈夫王景超的遗骨正是葬在那里。于是，8月30日，和凤鸣在大儿子陪伴下，于三十年后重返夹边沟。
这三十年来，夹边沟的雪化了三十次。祁连山脉的雪水融化后，或汇入巴丹吉林沙漠里的湖泊，或渗入夹边沟盐碱与沙粒覆盖的地表。总也有雪花随西北风而至，轻轻落于夹边沟茫茫白沙堆里的暴尸之上。
当年的坟头基本已被风沙抹平，曾记录每位死难者姓名的碑石、砖块上的字迹，也已经无法辨识。尽管如此，和凤鸣还是拍下了当年“右派”们挖下的水井，缺了顶的地窝子，大张着嘴的骷髅骨，甚至红白相间小格衬衣的残片。
谁料回到家后，她发觉相机里的胶卷并未挂上，所有影像失踪，似乎预示着三十年前在此劳教改造的“右派”们的一切生命痕迹，也终将在此荒漠中悄然湮灭，如同从未发生。
每念及此，和凤鸣坐立难安，终于在整一个月后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冢。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见的曝露于空气中的尸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后，悉心留下说明文字：“这位死难者在临终前，还在大声呼喊，他在呼喊什么？他的双眼会是闭住的吗？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后，将他临终前的惨状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们思考些什么吧。”
那时她已经从西北民族学院退休两年，与小儿子分开，独自生活，开始《经历》一书的创作。和凤鸣想，哪怕不能发表，这段历史都应该留存下来。
起初写得断断续续，眼看着近十年过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凤鸣突然受到了激励。戴煌曾是新华社总社记者，早在1957年便辨别出“神化毛泽东”的倾向；从维熙则是著名作家。“他们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经历跟他们又不太一样。”
和凤鸣开始加紧写，除了每天看一眼《新闻联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动。从1998年秋后急赶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视的她，引发了眼底病变，视网膜甚至出现裂孔。可她边治疗边写作，并未放弃书稿。
王景超在临死之前，曾对难友陈群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
王景超去世后，和凤鸣建立过新的家庭。孩子们的继父陪她度过了“反右”后的六十年代与整个“文革”时期，于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梦，他的要她坚持记日记的叮嘱，并未随“文革”中那把焚烧的火而灰飞烟灭。
四十年后的2001年，死者的遗愿终于付诸实现。但不是借助别人的笔，而恰恰是靠妻子和凤鸣的独自努力，受难者的私人记忆与时代烙印紧紧融合在了一起。如钱理群所评价，“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能听见并记住牺牲者和他们的亲人的‘地狱里的哭声’的，他们在自以为的‘天堂’里活得如此的自在，已经觉得如果现在还要哭泣，就会破坏了他们的好心情，成为新的罪孽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健忘者，强迫遗忘者，和凤鸣这样的不肯，也不敢忘却的幸存者，就更感到了一种生命的重压。”
长歌当哭
《经历——我的1957年》首版只印了3000册，还是靠和凤鸣的老领导刘爱芝及时寄给她三万块，才能自费出版。和凤鸣把通信地址和电话留在了书的尾页上。五年后书籍再版时，又把学者钱理群的评论放了进去。迄今为止，循迹而来的读者、难友，或写信或通电话，已有一两百人。
因一本《夹边沟记事》，凡有媒体到甘肃采访，牵线之事必找杨显惠。又因这本《经历—我的1957年》，凡有难友欲寻亲人故旧，也脱不开和凤鸣的人际圈。
和凤鸣有一个棕皮小本子，按区号分隔，记满了全国各地各界难友的联系方式，详细到包含座机、手机、地址与邮编。杨显惠本来也有一个通讯录，去年装口袋里在街上走，被小偷摸去了。于是，和凤鸣的这本簿子，就成了唯一的“诺亚方舟”。有当年在夹边沟劳教过的幸存者，有读了书后认出亲人影子的死难者子女，也不乏铁流、章诒和等同样亲身见证过历史的老“右派”们。
尽管有些人不愿意重提旧事，但，“愿意说的‘右派’，还是多数”。这些年来，好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龄读者相继去世。和凤鸣一一报出他们的姓名，间或补充几句某人的事迹，表情竟也平静如烟。就像她在纪录片《和凤鸣》中的讲述，偶尔有哽咽，但大体平静、通顺，用的是略显文学化的语言，多来自她亲笔写下的句子。
为了出版《经历》第三版，和凤鸣曾写信托付某出版社总编。因为敦煌文艺出版社在责编被迫检讨八次后，已无力承担出书任务。尽管还在等待新闻出版局的审批结果，但自今年4月开始，耗时半年后，和凤鸣已将书籍修订完毕。客厅桌上放的那本二版中，布满了她用红笔修改、增删的痕迹。
如今，和凤鸣依然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选举权、政治改革、言论出版与民主自由。高血压与骨质增生限制了这位耄耋老者的出行范围和次数，却没有限制她的思想。她的信息源，除了那台老式电视，还有全国各地的读者，不定期寄来其可能感兴趣的报道、书籍等。在光线最好的书房里，堆着许多关于毛的境外书籍。若抚开上面的尘土，或许可瞥见这位老人的思路历程。
二战后，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郎兹曼倾注11年时间拍成《浩劫》，与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波兰人对话，试图重建那荒谬年代的历史。而对于和凤鸣来说，她的“经历”如苍茫海上一朵浪花，既是对晦暗历史与人性的见证，又首先是深入骨髓的记忆的延续。
王景超是河北人，京戏唱得不错。和凤鸣在改造时，也一度是唱眉户剧的台柱子。然而两人相守八年，从未有过配戏的机会。
“这段苦难升华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一如几十年前，她曾在戈壁上唱过近百次的那支俄罗斯民歌——
“草原大无边，路途遥又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爱情我带走，请她莫伤怀，找个知心人，结婚永相爱。”
（本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