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已走上了歧路。最近在香港诚品书店，来自维也纳大学的教授朱嘉明讲演时作出如上表示。朱嘉明是北京人，1950年出生，典型的“老三届”，曾先后在西藏、黑龙江和山东务农做工；1978年考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受到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倚重，列名“改革四君子”，其他三人是黄江南、翁永曦，以及今天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朱嘉明因八九民运流亡海外，二零一二年受邀担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上台，外界盛传“习李新政”，朱嘉明不以为然。他认為，“新政”应该是新思维重新解决旧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是新政，张居正改革勉强算新政，戊戌变法是新政，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是新政，但“胡温新政”是不存在的。“习李新政”是否算？要看有没有新思维、新思想、新方法﹑新理念和新价值观。
为什么说中国改革走上了歧路？朱嘉明回忆，对于八十年代的改革，人们有许多误解，指称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彼岸在哪里，没有长远的规划和打算，朱嘉明说，这不是事实，在他参与的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中，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整整十年，人们对中国改革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都认为，不论是政治的极权制度，还是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和僵化的公有制都需要改革，目标其实是想把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移植中国，结束极权制度，就是把权利交给人民，使中国进入避免西方社会缺点的现代制度，也就是民主制度。
其次，朱嘉明说，八十年代的改革是要解放工人，在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基础上，让每个中国老百姓都有自我选择职业、自我发展、平等就业的机会，这点在当时是非常之清楚，对按劳分配也做了很多理解，因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是按劳分配，等于说社会应该根据大家的贡献，收入应该是有差别的，但不等于说要变成现在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而贫富差距是基于权利和资本，当时大家的头脑是非常清楚，这样的道路是不能走的，这个歧路明显是在九十年代发生的。
朱嘉明说，目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靠本身力量来完成社会公义的转型。它应该成为社会运动，由人民参加，但在现在中国体制下，中共拒绝人民参加，拒绝所谓的反对力量，或者批评力量，或者民间力量参加，还是局限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透过一些新的办法或政策，比如现在说的打苍蝇也打老虎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是它最大困境。中国的问题需要全社会解决，而中共认为可以透过中国共产党内部解决，这是很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