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薄熙来的重庆代表团依然是两会关注焦点，现任市长黄奇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自称经济学者，在回答“重庆债务危机”问题时，透露出重庆十年间卖地收入4000亿元，因此不会破产。
今年的两会上，重庆代表团依然很“热”，北京媒体《新京报》采访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他表示不愿意记者提“八卦”问题，显示出对有关“薄王事件”、重庆不雅视频导致官场地震等问题的戒备，并以经济学者身份，引导记者提和重庆经济有关的问题。
期间《新京报》向黄奇帆提出有关“重庆因大力发展城市建设，是否背负债务危机”的问题。黄奇帆表示外界的质疑不是事实，重庆的不良资产率是最低的，其奥秘就是土地储备：“国务院 2007年要求全国各地搞土地储备的，我2002年刚到重庆就储备了，储备了40多万亩地，这十年用了20万亩，每亩地赚200万，这就四千亿，扣掉土地征地本身的成本，大约有两三千亿的额外收入，就把基础设施建设的开支抵掉了。”
黄奇帆以此回答证明重庆在国家要求的地方债务标准绿灯之内，无意中揭开了经济学者无数次提及的“地方土地经济”问题。早在今年1月23日重庆的国资工作会上，他就曾强调重庆土储备原则，并表示40万亩的土地储备是因为城市发展过程中，土地不断增值，政府储备土地以防落入房地产商腰包。他也认为重庆是除香港外中国储备土地最成功的城市。
以薄熙来拍档形象出现，被公众熟知于去年二月的“王立军逃馆”事件后。去年两会期间，黄奇帆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首次承认在王立军进入成都美领馆后，他本人前往现场，但并未带70余辆重庆警车前往，而是四川警察曾包围美领馆。就在外界揣测他受“王立军事件”影响仁途堪忧时，黄奇帆屹立重庆政坛不倒。2013年1月31日，黄奇帆在重庆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重庆市长。
“各地方政府到底卖了多少地，储备了多少土地？”
早在2011年1月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称2010年全年，中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70.4%，徐绍史同时亦承认，中国土地出让制度导致目前利益分配不合理，社会矛盾突出。
清华大学社会学者李楯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黄奇帆所提及的“土地财政”情况，目前在中国其它城市中也普遍存在，但由于中国政府信息的不透明，中国地方政府土地储备总量不详：“因为政府信息公开做得不好，所以我们很难确切的说政府卖地、和土地储备有多少，但根据我们多年来研究所作出的判断，数量应该是不少的。”
李楯也直指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作法存在严重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下“分灶吃饭”，造成地方财政被迫依赖“土地财政”存活，其后地方政府在巨大的土地利益面前失守，主动的通过“土地财政”去搞城市发展、“新农村建设”等：“而且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黄奇帆现在说他们手里有多少土地，债务不成问题，在目前这种体制下，没有大的变化可以这么说，但长远来说存在潜在的风险。如果一旦中国经济出大问题，那时候你卖地谁来买？”
重庆拆迁过程中出现的“最牛钉子户”
“这实际上是一种掠夺”
有网友在网络上逐字解读黄奇帆给记者的答案，对其中提及的征地成本，只占4000亿卖地收入中不足三分之一表示关注，对其中巨大的收益和成本对比，李楯认为这实际表明了政府对公众的一种掠夺：“你们把土地成本靠一种强权压得这么低，到你们手中可以卖大价钱，这是一种掠夺。城市的拆迁、农村的征地至今是中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大问题。”
李楯也认为一个地方政府官员以突出政绩的方式揭出“土地经济”，忽视了其中公众利益受损部分，也未能预见这种经济模式在未来的风险及寻找如何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一个是土地到底是谁的？房子到底是谁的？而且土地使用权在我手里，不能说明天就被政府拿走了；另外中央地方如何分权；最根本的改变在于宪政构架的建立。”
旅德学者王维洛早前发表文章《1982年一场悄无声息的土地革命》，指出在1982年中国《宪法》通过修改1978年《宪法》，在第10条中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一文字简单的法律，给了中国几十年间不断扩大“城市范围”，将土地变为"国有"的合法性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