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学生大串联，学校停课闹革命。
边疆有边疆的好处，老百姓还是认为孩子必须送进学校，否则通通变成小野人怎得了？在父母眼里，孩子进学校也就是进了“公办保姆院”。
本该7岁上学，这不，毛主席最高指示说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五岁的边民混进了学校。
课本是红彤彤的“红宝书”——一本《老三篇》（内含三篇课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一本《毛主席语录》。四十多年过去，我仍能大段大段背诵那些课文，特别是林彪副统帅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不背诵毛主席语录不仅是个学习问题，更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比如你去买米线，先得背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给我来碗米线。”卖米线的也得说：“毛主席语录，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拿着，你的米线。”
买卖双方若有一方不背诵毛主席语录或者背错了，麻烦就大了，交易自然是立即取消，现场全体人员还立刻组织起一场“批判会”，对你进行“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每天早上，广播喇叭播放《东方红》，大人小孩一律得到操场上背诵毛主席语录，叫做“早请示”，然后开始随着《敬爱的毛主席》乐曲跳“忠字舞”，也就是后来的“广播体操”。每天晚上，“忠字舞”少不得再跳一次，结束曲则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叫“晚汇报”。目的都是为了“向毛主席党中央表忠心”。
半夜三更，毛主席在中南海说了一句话，全国就得起床“领旨”，庆祝“最高指示发表”，敲锣打鼓大肆热闹一番。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我一听就犯晕，半夜听到，会立即揉着眼屎从床上爬起来去操场集合，不是不好听，条件反射啊。某地还是某国，给毛主席送去几只芒果，老人家吃了连连说好，这还得了？芒果顿时身价百倍，成了“果王”，搞得我们这些爬树乱摘芒果的小屁孩一上树就双腿打抖。中国产芒果的地方特少，大部分地方便塑了芒果的塑像加以供奉，70年代80年代我去很多地方旅行，还看到过不少的芒果神像。
有次，毛主席填词，内有“不须放屁”一句，我们这些小屁孩就整天尾随着有放屁嫌疑的人，只要听得一声响从胯间发出，冲将上去，双手合十，对着人家屁眼就是恶狠狠用劲一插，高叫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须放屁！”被插的人肛门痉挛连锁反应至胃痉挛，极其难受，却又作声不得，脸色阴晴不定。谁敢违背毛主席语录？那是杀头的罪，叫做“现行反革命分子”。我记得那是童年最流行的一种娱乐项目，很有防治痔疮的功效。
边民虽是同级学生中年龄最小的，背“红宝书”可是一点都不含糊，甚至还操练过倒着背，验证“倒背如流”的可行性。跳“忠字舞”幼稚可笑，但一派天真烂漫，深受老师和大人喜欢。很快，学校就慧眼识珠将边民选进“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唱唱跳跳到处演出。印象中，扮演过微型版的“小炉匠栾平”“参谋长刁德一”等等，至于演过什么“正面英雄人物”反而不记得了。这记忆吧，大约跟性格有关，演反派记得牢，那是因为坏人好玩，喝酒吃肉调戏妇女，很人性，下场虽然难免不得好死，毕竟快活过。用毛主席语录来说就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老人家也是引用太史公的话）。我还是觉得“鸿毛”潇洒飘逸，人生如梦，如鸿毛，多贴切。死成泰山那样，没劲，我登过，平原上一个小山包而已，还联想到左冷禅，越发不乐意。
背诵“红宝书”远不能满足求知欲，太简单。便去找高年级的师兄们学新鲜东西。老师教着加减法，我已经把乘法口诀背得滚瓜烂熟，除法表也刻在脑子里。一年级读完，跳级，直接读三年级，坐在第一排座位，身后同学个个比我高出一个头以上。受欺负啊，师兄师姐都来脑壳上凿爆栗掐脸蛋。
父母带领一队“知青”转移到新的原始森林开荒种橡胶，我又不得不转学了。
新的学校象个“草台班”，教室是茅草棚，竹篱墙，四面透风。天上下大雨，教室里下小雨。全校老师只有两名，一个教语文一个教算术，包教一年级到五年级，后来知道这叫“复式教学”。
从家里去上学，走的是弯弯曲曲小道，穿森林河流，翻几座山。天蒙蒙亮上路，太阳当顶才进入教室。冬天比较惨，没鞋子穿，赤脚走山路，露水、寒气、荆棘之下，一双脚地图似的纵横交叉布满裂口。用铁皮罐头空盒钉穿些小洞，装进火炭，拎着去上学，一路走一路甩“炉子”，怕碳火熄灭。走一段停下来烤烤脚板，拔拔刺，舒服之际，高歌一曲《我爱北京天安门》，自我感觉红小兵跟小红军没啥两样。读到初中，开始有鞋子穿，布鞋，一双脚有了归宿，百感交集：有鞋子穿，真幸福，社会主义就是好来就是好，什么时候亚非拉苦难人民也象我一样有鞋穿有学上，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骨肉同胞，也能象我一样吃上包谷饭，那就是解放了。
一生中，最快乐幸福的学生生活，应该就是这几年“草台班”学校中度过的了。
教语文的北京女知青王老师是我一生最敬的老师，人漂亮，普通话标准，讲故事一流。高干子女，藏有那年代许多“禁书”，常常拿出来讲给我们这些半懂不懂的小孩听。读到五年级，老师生病的生病，回家探亲的探亲，学校只好放长假。来年重开学，再读五年级，等于读两次五年级，跳级也白跳了。要不，14岁就该高中毕业去读大学，耽搁了一年，人生自然有所不同，此是后话。
1977年恢复高考，我十四岁,高一年级。听说允许低年级学生报考，科大要招"少年班"。自觉从小神童，积极要求报考。学校领导劈头盖脸一顿：别丢学校的脸了！你从初二开始凡考试都交白卷，成绩一律零分。向张铁生学习,自己不考试也就罢了,还专门喜欢帮人作弊，发明不少作弊方法。难道你去考场交白卷或者帮人作弊?值勤解放军把你拎丢出来,那才丢学校的脸呢。
我喏喏：这不是痛改前非洗心革面要重新做个好学生嘛，正正经经考一回试，为学校争点光。
校领导：照照镜子，你考得上吗？就算考上了，哪个大学会录取你？看看你的档案，哪个学期不受处分?政审(政治审查)怎么过关？别说今年不准你考，明年你最好也不要去考，不要去丢学校的脸。
1977年高考，考期1977年12月，1978年春季入学。全国考生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21：1，应届高中毕业生惨败。
1978年夏，在西双版纳最炎热的季节,作为应届高中生我获得参加文革结束后首次全国统一高考资格，校方摇头摇到脑振荡担心担到失眠,还是发给了我一纸准考证。眼见得同学都去报考理科,我干脆反其道报考文科。老师们断言我惟一可能考及格的只有语文,原因很简单:学校教的数学基本上是挖大寨田如何测量,政治和语文专门批林批孔批邓写大字报批判稿,英语刚刚开课,26个字母还认不大全,历史地理则根本不存在这两门课。如此形势分析下来,只有语文勉强有点眉目。
进了属于我的考场，惊诧，清一色"知青"，没一个应届生。"叔叔阿姨"的排头叫将过去，考场里一时热闹起来，熟人真多,两代人同挤大学独木桥。每科考试总是早早交卷，被忍无可忍的教导主任堵在考场门口白眼以待：你个白卷大王，早就料到你是故意来出学校的丑，你就不能晚点交卷?我极力解释做完了所有的题，可惜题目太少，不过瘾。教导主任哪里肯信,说:还好作不成弊，照你那意思，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帮别人作弊？
作文应该是我强项,写大字报批判稿和检讨书训练出来的。看题：华国锋主席报告《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太简单了，不就是写篇议论文么，提起笔来，刷刷刷千言挥就，文中引用了"春风得意马蹄疾""踏花归来马蹄香"等名句，那年头，有几个人知道古典诗歌啊，大毒草，焚烧完了。自我感觉作文写得文采飞扬花团锦簇牛气充天,肯定高分。出得考场，问同学：你们作文怎么写的？同学茫然：什么作文？哪里要求写作文了？跑去问老师，老师差点昏倒：考卷上分明写着"缩写原文至800字以内"，谁让你写作文啦？
作文零分，导致语文不及格,强项成了笑话,对我的心理打击至今未愈。意外的是从来没有开过课的历史、地理居然考出高分，而最讨厌的"政治"几乎是满分，这出的什么考题？似乎是专门为嘲笑我而设计的。著名白卷大王居然站在了录取分数线以上,老师的眼镜纷纷跌碎,不戴眼镜的估计眼球凸出得厉害。
等着录取通知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比我分数低的都扛着行李去上大学了。我每天翻开《高玉宝》小画书，专看高玉宝大吼大叫"我要读书！"那一页，觉得这才是世间最好的文学兼美术作品。
学校领导没说错，任何大学都不肯要我这号超级劣质学生。翻开档案一"政审"，心脏不坚强点的人怕是会背过气去。明年再考吧，没准考个北大也难说。英语拖后腿，改学日本鬼子话，找了个当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现在在大学教日语的知青开始学习平假名片假名。作文零分，不信明年还不让我写作文。如此一想，反而觉得今年不录取我更好，前途更为光明。便安心报名参加工作，准备大干一场，让单位给我写个漂亮的"鉴定"，明年"政审"不至于全是污点，总算有个红点。
刚领了一个月工资，招办来通知了,我被分配去读大学专科。跑去教育局抗命：我专门填了不服从分配，凭什么叫我去读我没报志愿的学校？招办冷笑：你不服从分配就永远取消你的高考资格。
这话无异于核武器，不可抗,只好卷铺盖上学。从此再不看《高玉宝》，因为好些年之内我满心是"我不要读书！"
1978年，考生580万，最终录取估计不超过30万，象云南这么落后的教育水平，录取率恐怕1%都不到。15岁的我, 就这么稀里糊涂成为一名不见得光荣的1978级大学生。
附：《一个拒绝接受致敬的影迷》
导演汪海洋说这是一部“向1977、1978届高考生致敬”的电影，主演孙海英则放言“好电影不怕没票房”。不知内地高考为何物的香港大导王家卫不失时机凑上一角“我是力挺《高考1977》的。”媒体报道说点映该片即收获眼泪无数，可以感动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人群。
作为“被致敬”的1978届大学生，我很好奇。
“高考1977”注定只能是个沉重话题，电影大约只能按照“主旋律”来拍，否则无法向“国庆60周年”献礼。不是大片，不是娱乐片，给它加上一条光明尾巴也掩不了那个历史年代的悲情凄苦。媒体高调吹嘘与捧场，我无法理解这是向我“致敬”，反倒有一种你展示苦难让我们这些曾经受难的人伤口复发心脏再次受创的恐惧，而其他人津津有味观赏我们的惨痛经历，如果笑，我会愤怒，如果哭，我还是愤怒，觉得矫情。
他们票房算盘恐怕是这样打的：50后、60后当然是“1977高考”当事人，进电影院收获一捧眼泪或抚今追昔唏嘘一番，顺便把自家80后或90后儿女带上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如此一核计，这电影几乎“通杀”，不愁票房。
但我不会叫我的90后女儿陪我去看。难道要我教训女儿：你老爸当年高考多艰难哪，你怎么不发奋考个清华北大然后留学哈佛耶鲁呢？一点志气都没有。女儿可能会问：那么难考，你去凑这个热闹干吗？不读大学会死人吗？如此一来，我只能无语。我无法向她解释：不会死人，但可能生不如死。
让80后90后看大银幕上父母辈们那年代的不幸，是件残忍的事，关键是看了之后并不能使一家人添加任何快乐幸福。我们这些“77、78”受够了“磨难使人坚强发奋成功”唠叨，所谓“忆苦”与“励志”真的有效吗？我深表怀疑。
如果女儿非要去看这部电影，我想我应该先给她打预防针：千万不要偶你老爸。你老爸1978年高考中榜，15岁,体重不足40公斤,身高不足150厘米,先天不足兼后天营养不良。这显然不会是一个快乐骄傲的大学生，今后也很难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我想我会选择一个影院里空荡荡的时间场次看这部《高考1977》，最好是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接受大银幕对我的“致敬”。只为“1977”四个字，那年我高一，学校粗暴拒绝了我的高考报名，使我晚上了一级大学。我想对照一下冰天雪地北大荒里孙海英王学兵他们为高考付出了多大代价，然后我暗自庆幸黯然销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