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腐败现象盛行，到了最高领导层都意识到的不反腐可能亡党亡国的时刻。中国腐败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各界俗称的“裸官”问题。最近，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表示要加强对“裸官”的管理和监督，再次引起外界对“裸官”问题的关注。有观察人士表示，“裸官”是腐败的土壤和结果，非得从制度上加以约束才能解决。
中国裸官人数惊人至少1百18万
中国官场“裸官”现象严重已是不争事实，但是究竟有多少“裸官”外界不得而知。不过，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数字还是让外界感到惊讶。据报道，最早公开提出中国“裸官”数字的是中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她曾表示，从1995年至2005年，中国共出现了118万“裸官”。
中国“裸官”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呢？中国社科院在2008年的《法治蓝皮书》中指出，46.7%的公务人员认为他们的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县处级别以上的干部超过50%。
中国裸官出现的原因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说，“裸官”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韩国在70-80年代也曾出现过很多裸官。他说，导致“裸官”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由于中国富裕以后，留学人员大幅度增加，其结果是在国内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当中，有的大部分是官员的子女，然后留学完就不会来了，变成裸官了。二，由于中国财富大幅度增加，一些官员的行为不检点，贪污腐败。他们为了转移财产，给老婆、孩子办一些外国护照，变成移民。主要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中国裸官现象比较严重。”
竹立家教授说，由于目前没有公务员财产申报和家庭信息公示的制度，很难确切地计算“裸官”的具体数字，但他认同一些专家估算的裸官数字118万人。
学者：中国实际裸官人数可能更多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是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专家。他说，中国公务员的人数大约600多万，如果“官”的定义是公务员或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00多万的裸官人数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如果以“吃财政饭”的人为基数，中国的“官”有7千多万，裸官的人数会更庞大。
“如果所有的吃财政饭的人，或者是事业单位的人，或者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都算‘官’，100多万估计是打不住。”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日前表示要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贪污贿赂，腐化堕落案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加大防逃追逃追赃力度。
遏制腐败取决于制度上的措施
竹立家教授说，特权腐败造成的社会分裂趋势越来越明显，民众意见很大。因此，中共新一代领导班子上台后，必须要重视反腐防腐惩处腐败，否则中国现代化的成果将毁于一旦。他说，反腐必须反，不得不反。而具体反腐的措施，正如王岐山所说的，要“先指标，后治本”。他说，为此中央出台了改变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以此作为反腐败的一个切入口，先把腐败猖獗的势头压下去，然后再出台或完善立法，从制度上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治本主要制度方面的治本，制度安排方面的一些措施。下一步反腐败的一个关键的有力措施，就是人大要立法，对公共权力制约方面要立法。我个人认为，立法应该包括个人财产申报和公示也作为一个重要的‘阳光法案’来推出。这样的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腐败，但起码能遏制腐败的大规模蔓延。”
裸官三部曲
有分析人士指出，“裸官”，由于其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客观上很容易产生腐败的动机和腐败空间。一方面，官员的配偶和子女在国外的消费需要提供资金而腐败，另一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会更肆无忌惮地腐败。而且，“裸官”通过其家属更容易地向海外转移非法所得，在东窗事发时，或“金盆洗手”后，逃亡海外“投奔”那里的亲属。
有观察人士把这种情况总结为“三部曲”：人走了（家属出国），庙走了（财产转移），和尚也走了（贪官外逃）。
近年来，一些“裸官”外逃不时地见诸报端。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在2008年因受贿等罪被判12年徒刑时，他妻儿早已借助其势力捞了大笔的钱，移民加拿大。原福建工商局长周金伙2006年在得知纪检部门要调查他时，取道第三国飞往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团聚。
尽管有些贪官“裸官”外逃后，在中国当局的努力交涉下，有些人被引渡回中国，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但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调研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包括“裸官”在内的各种贪官等有1万8千人外逃，携带款项8千亿元人民币。
给裸官建一个“黑名单”
胡星斗教授说，胡温政府在整治裸官，尤其是贪官外逃的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加强对官员护照的管理，通过反洗钱法，来监控资金的异常流动等。但是在监督官员家属去向上，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因此他建议，要把重要岗位上的负责人，沿海发达地区负责人，纳入一个系统的管理中，以防他们利用在海外的子女，把资金转移出去。
“所以对这些易发的群体应当加强监督，应当建立内部的‘黑名单’制度。重点监督这些人群，不仅是这些官员出国的问题，也包括他们家庭成员出国的问题，以及他们家庭人员账户资金的异常的流动，都应当建立一个警报的机制。”
竹立家教授说，中共领导人这次大张旗鼓地反腐，能否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还要看制度性、法制性的措施能否出台和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