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严重。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坦承的，表现在方方面面。现在不是讨论“要不要”改革的时候。社会上下对改革滞后的严重性已非常清楚。而“改革从哪突破”、采取哪些措施？路线图、时间表是什么？远比“必须加快改革”之类的口号与激进的呼吁更为重要。
但是如何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经济改革要不要“顶层设计”？对此仍存有争议。有人认为，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不必“顶层设计”。退一步说，如果不事先进行涉及诸多领域、诸多政府部门制度调整的“顶层设计”，能否真正推进改革？作者认为，一是很难。经过30多年改革，容易改的都已改或者正在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以往的实践已证明，长期协调终也难以突破。
二是会耽误发展大局。在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中间，如果缺乏事先总体的谋划，纯粹出于“问题导向”，推进A问题的改革，引出B问题的改革需求，从而改革B问题。以此类推，顺藤摸瓜，解决了B问题，再引出C、D问题的解决。但是，前几年历史已证明，四平八稳推改革，功效是不明显的。特别是当我们充分估计到下一轮改革中利益格局调整将会更加艰难、深度改革将会更加复杂，再加上未来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争论和短期经济不稳定的纠结等，很容易又会导致改革中的就易避难、“绕道走”的现象。其结果，在国家综合国力持续大幅提升的同时，国民仍是怨声载道，中国经济遇到的前所未有的不可持续风险与挑战仍未彻底解决。
更需要冷静看到的是，中共十八大已经向海内外庄严承诺：到2020年要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如果由于缺乏包括改革路线图、时间表的顶层设计而贻误了改革进程，在临近2020年践诺十八大目标之前的几年内，经济结构的长期扭曲难以支撑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众多机构预测中国未来八年能持续保持中速增长的前提，是必须加快结构调整等改革），最终导致经济增速持续滑坡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是，中国经济即使实现了“两个翻番”的目标（因为此目标要求本身并不高），但是如果由于决策者对国民所期望的经济、改革与社会福利目标的最低容忍线不敏感、麻木不清，结果未必不会出现今天大多数人所不愿看到的政治后果。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正是在城乡居民收入从2002年到2011年年均增长高达11.2%的这段历史时期内，也正是中国经济矛盾积累较多、经济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的时期，是收入分配不公引发民怨较大、社会不稳定的时期。况且，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和全球需求的萎缩还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这决定了给予中国靠持续结构扭曲、粗放式增长来解决国内问题的空间缩小了，时间不多了。
要清醒看到，今天的国人，对改革迫切性的环境与要求也已远远不是32年前改革之初那样如此的宽松和模糊不清。在现代信息技术催化下，对政治民主、经济福利的期望与要求都提高了。在中国当前经济与社会矛盾、风险凸显期，国人中的多数已认识到，靠零敲碎打的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顶层设计”。拖拖拉拉的改革、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完全割裂的改革，也不为国人所容忍，必须要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明确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