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政府办公楼，建筑面积达37万平方米，有40余部电梯，内部装饰豪华，造价高达40亿元，被网友称之为“全世界仅次于五角大楼的第二大单体建筑”。政府兴建豪华办公大楼，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闻，无论你到哪个城市走走，所见的最豪华体面气派的建筑，无不是政府的楼堂馆所。近日落马的李春城，在任成都市委书记时就就兴建了建筑面积同样也达37万平方米，造价12亿元的成都市政府行政中心。总之，在我的记忆中，二十多年前，人们对于政府耗巨资建设包括办公楼在内的楼堂馆所，就意见非常大，而从那时候开始，中央也时不时强调反对地方大建楼堂馆所。但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随地方政府财力加强，大修官衙之风可谓变本加厉。
中国历史上，古代帝王大多热衷于以举国之力修建豪华宫殿陵寝。当然，这种做法无不加速王朝的垮台步伐。但人们或许不知道，与今天大不一样的是，古代地方政府却并不热衷修建豪华官署衙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古代中国官场就形成一个不成文规矩：“官不修衙”。地方政府的官衙不但谈不上豪华，而且往往十分破败。比如宋朝的苏轼在1072年担任杭州通判的时候，看到杭州的衙门“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过了十多年后的1089年他担任杭州知州的时候，衙门的屋宇仍然是那样的破旧：“见使宅栖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并未有所改观，如明朝时专门给当官的人写的做官秘籍之类的书如《新官规范》就提醒新上任的官员说“衙门不可过于修饰，但取门户牢固，墙壁坚完”。官场甚至流传说，一个官员如果过于修缮官衙，他就有可能被钉在这个职位上不能升迁。
在今天看来乏善可陈的古代官员，为什么能够安然地在简陋的官衙办公，而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座右铭的今天的官员，为什么却热衷大建官衙，比古代皇朝的官员都不如？根本原因是，现在的地方政府掌握了远比古代官府巨大的权力包括财政权力，巍巍官衙正是赫赫官权的体现和见证。
今天的地方政府权力介入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是古代官府所无法想象的，这种介入社会的无孔不入的权力，由于缺少规范和制约，都会变现成政府的收入。现在，地方政府既拥有合法的财政收入，也还能够通过“跑部”争取中央拨款，同时政府还管理国有资产，有国有资产收入（如出卖土地）。除此之外，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和罚款取得正当或不正当的不菲收入。对于这形形色色的收入的使用，地方政府从来都是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对于来自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合法收入，其使用本应列入预算，公开详细账本，接受社会监督，但至今不能做到。至于那些通过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取得的非法收入，则更是政府秘密掌握的小金库，完全处于黑箱操作之中。地方政府权力如此之大，收入途径如此之多，渠道如此之广，他们既可以动用合法的财政收入，也会利用非法收入，去建造办公楼。前几年有段子说，公安局盖楼，是“嫖客打桩，妓女灌浆，赌徒砌墙、小偷上梁”，形象地说明权力变现而建造豪衙的情景。对于此种行为，官员往往还以“未花财政一分钱”而自炫自辩。
斥巨资修官衙，地方政府既有财力，也有积极性。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给官员们提供舒适的在职享受，同时，豪华气派之建筑，体现惶惶权力之赫赫威风，能充分满足权力的傲慢与自大。尤其，在巨额投入的建设中，工程贿赂暗潮汹涌，主事者无不中饱私囊，大发其财。有此种种好处，修建豪华官衙当然成为地方政府的热门之选。
豪华办公大楼见证着地方政府权力的威赫，也见证着威赫权力的无耻和无度。除了彻底限制、削弱和分散政府的权力，没有其他任何办法遏制他们修建豪华衙门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