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广州公安局副局长因为抑郁症而自缢,贴一段旧文作为评论。
循着这些思路追溯下去，我们会发现各类疾病背后，都有深层的社会和体制因素，社会身份的单一使得底层民众往往成为最脆弱的患病群体，个体权利的贫瘠使得病患者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医疗体系的沉疴往往让病患者雪上加霜，道德伦理的失守使得社会救助乏力，政治制度的僵化使得问题不断堆积。这一个个病患者所构成的底层社会的悲惨画面，和所谓的中国奇迹图景摆在一起，构成一个极有力度的意象对比，让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分裂的中国。
当然，这种分裂仅仅是表面的，事实上所有的光环下面都掩盖着破败，社会生活的参与者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社会的各种病症也以复杂的方式交互感染。当民间社会长期被公共权力压制，公民社会无法正常成长，也意味着公民社会无法通过新闻舆论，社会组织和政治参与等方式对公权力机构进行塑造，构建一种健康的公共生活空间。而缺乏约束，公共空间就变成权力拥有者恣意的舞台，权贵和官僚的骄横跋扈就应运而生，长此以往，他们在另一种社会病理意义上，成为了一类典型病人。
某种程度的人格分裂症，几乎是官僚的普遍症候。现有的体制，不鼓励真话，官僚之间没有健康的人际关系。在私下场合，很多官员都能把体制之病说得头头是道，而在公开场合，他们被迫一本正经的扮演体制辩护士的角色。每年总有不少官员因为真真假假的抑郁症而自杀，跳楼，或者被休假式治疗。这其中隐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因为腐败东窗事发，部分官员选择自杀，当局为了掩盖丑闻，而宣布其是抑郁症患者；另外一类是的确是因为环境压力大，精神紧张，导致抑郁病爆发。无论是哪种状态，官场抑郁症的流行，最直接的折射了官场的畸形生态和权力对官僚形象的虚饰。
2012年官场中最戏剧性的剧本自然是薄熙来王立军等为主角的重庆大戏，这场跌宕起伏的大戏给我们提供了多个观察中共高层生态的视角。不过一个容易忽视的视角是，几个当事人某种精神上的病症。因为长期不受约束的权力滋养，同时又害怕失去权力的紧张，薄熙来，薄古开来，王立军等似乎都有某种躁狂和神经质的性格倾向，他们关系混乱，行事乖张，进退失据，对政治规则和人性缺乏尊重和敬畏，他们的形象和一个正常社会政治家和公众人物具有的那种谦卑，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把他们形容为一群政治病人，似乎并不过分。
根据大陆《南都周刊》的报道，薄谷开来要求王立军设局谋杀英国人海伍德，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海伍德要加害她的儿子薄瓜瓜，而当时重庆公安副局长郭维国安排网安总队排查，认为事情并非谷说的那么严重，“没有恐吓信息”但是虽然如此，一个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还是在当地主要公安官员的安排下发生了，接下来是一系列的掩盖和不同利益方的讹诈，这一切，直到王立军潜逃美领馆，才彻底引爆。
从重庆事件来看，即使这些官员个体一个个都是人格健全人士，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总体上已经变成一出疯子和狂人的游戏。毋庸讳言，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体制，体制既给社会底层带来大面积苦难，同时也让权贵和官僚阶层成为权力的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