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那年，就是我从广东韶州师范学校毕业了走向社会的1958年。这一年所发生的荒唐事我都赶上了。这里叙述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
1957年冬季在中国开展的反右派斗争运动中，许多学术界的名人、教授都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随着运动的扩大化，广东粤北山区的师资也成了问题。广东韶州师范五八届的毕业生，便提前毕业了。1958年春节刚过，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师三年级四个班的同学急忙回校，在三月底就赶紧学完了全部课程，进入实习时期。当年被派到曲江工作的有25人，我这个曲江籍的师范生自然分配回到了曲江。
到学校教书竟要下放劳动
离开母校的那天清晨，我们到了曲江县教育局报到。一位负责接待的女同志说下面学校正缺员，全部按预定方案到基层学校去。于是当天上午，我们又背起行装，立即赶路到所分配的学校去了。我要去的便是大桥中心小学。一路上，这批热血青年兴奋高歌：“把青春献给祖国”。
4月8日到达学校，我发现那儿竟然冷冷清清，那是一间坐落在岭边的破旧庙宇屋。我见过了几位教师，先是吃了一惊，啊!原来，学校还没有开学，城里开课都快两个月了，怎么这里却依然停课?校长许汉波看上去是个非常厚道老实的人，他接过我的介绍信，说：“何老师，欢迎您的到来，您的行李不用拆开了，”接着又说：“今天全校教师按公社指示都要下乡参加春耕劳动，吃过午饭后，就到生产队去，您也不例外!”啊……我又吃了一惊!刚到学校的我惊讶不已，原来要我们急忙毕业，急忙到校，急的不是学校开学，而是春耕缺人手了，真是怪哉!就这样，我报到的第一天，就到曲江大桥公社的亲联村当了农民。我在春耕生产第一线学习干铲秧脱秧农活，开始与农民的“三同”(即在农民家同食、同住、同劳动)。这就是我走出师范校门的第一天，同时也是我开始进入社会大熔炉的第一天。
荒唐的交心运动
我初为人师就奉命务农，直到春耕结束后，学校才正式上课。我任三年级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班上学生近40人，他们见到我，都极为钦佩，羡慕我是正牌的师范毕业生，受过系统教育培训。这些学生十分可爱淳朴，三年级里有的年龄都快十四五岁了，这是山里孩子读书迟的缘故。由于开学迟，授课时间不足，记得那学期，没有授完课就放暑假了。那年，政治运动多的是，停课开会学习的事也特别多，学期中途就有两个正在教课的教师，突然被公安人员逮走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在临近学期结束的时候，我“有幸”参加了全县教师大集中的学习，中途停课，到曲江中学校园大集中，说是向党交心，以此表明每个人的赤诚，与资产阶级决裂，愿脱胎换骨洗脑子。所谓人人过关，就是每人都必须挖出深藏在自己灵魂深处的“肮脏”来。
我们这批新教师，当年真是太幼稚了，例如有一位韶关籍刘姓同学亮出曾窥视过某女人冲凉的事，如同一条爆炸新闻，在大会被当作典型批判。记得一位首长在讲台上高声呐喊：刘XX从头发根到脚板底都浸透着资产阶级的毒液，可见我们教师队伍里有多少资产阶级的思想……大会结束后，刘同事这个省重点师范毕业生，就这样被淘汰了。他被送去农村劳动改造，每月只给生活费，没有工资。
我在这次运动中亮出的问题是：对被划为右派的教师有同情心，那是大桥小学一位女教师，年轻面善可怜，我有点怜香惜玉，同样我对母校几位被戴上右派帽子的老师，也感到不理解。于是，我也受到围攻和嘲弄：看，这个新教师立场不稳，他写的字就像鸡爪子哩!说得我满脸通红，无地自容，委屈得自身难保。
当年，我们正当年，知识，我们有一点;无奈，我们很无奈;感慨，经历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