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现将袁红冰先生所著《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在网络刊载，以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声援与敬意。 ——《自由圣火》编辑组】
第七章 混沌的政治
——命运在谎言和无知中蹒跚
拉萨街头（看中国配图，网络图片）
中共已作出决定，用铁血强权的意志和方式，首先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然后再彻底解决西藏问题。在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中共对西藏的主要战术原则就在于，利用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对中共暴政的愚不可及的幻想，争取西藏流亡政府作出更多的妥协、退让，甚至投降性的政治表态和承诺，将其记录在案，以备按暴政的意志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时，用作宣传材料，瓦解藏人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意志。而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果然迎合中共暴政的意愿，作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表态。
二零一零年，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宣示，流亡藏人的政权组织可以考虑不再称为流亡政府；流亡藏人的政权组织只代表还活着的流亡在外的十多万藏人，不代表西藏境内的六百万藏人。这些官员的宣示，等于卑贱地跪倒在中共暴政前，以期讨得中共的欢心，赐给他们西藏的自治和自由。他们不仅不懂得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可能靠极权暴政的恩赐获得，而且也不明白，他们的宣示是对藏人半个世纪的苦难的背叛，是对翻越喜马拉雅的白骨和红血铺就的流亡之路的背叛，同时，也深刻地伤害著自由西藏事业的政治基础。
西藏流亡政府是藏人五十馀年抗争暴政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之一；无论在藏人的心目中，还是国际社会间，她都已成为自由西藏事业的首要政治象征。达赖喇嘛当初引领八万藏人走上的流亡之路，不仅属于来到西藏境外的藏人，也属于留在西藏境内的藏人——流亡之路属于整个藏民族。因为，藏人的流亡本质上是由于心灵家园被铁血强权侵占而开始的精神的流亡。正因为是民族的精神流亡，流亡在国际间的自由西藏运动才代表所有藏人的利益和意志，才是全体藏人追求自由的事业。
某些官员宣示可以考虑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的称呼，实质上是自毁流亡藏人宝贵的政治成果，是自毁自由西藏运动的政治意志的象征。某些官员声称流亡的藏人政权组织不代表西藏境内的六百万藏人，意味着自毁自由西藏运动的合法性。以达赖喇嘛的流亡为起点的自由西藏运动，本质上是全体藏人的精神流亡和政治反抗，是当代藏民族的命脉之所系，而某些官员的上述说法，则把象征整个藏民族命运的大流亡，狭隘化成藏人中很少部分人的行为——自由西藏运动不代表西藏境内的藏人，她还会有合法性吗？
精明如鼠的中共官员定会为听到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的这些自贬自损的说辞而欣喜有加，弹冠相庆，并将把这些说辞记录在案，以备政治宣传之用。有一日，他们将对西藏境内的藏人说：“西藏流亡政府已经不存在了——是他们自己宣布的；他们也不代表西藏境内的藏人，只代表他们一小撮叛逃的人——这也是他们自己说的。所以，你们不要再对他们抱有希望，你们唯一的政府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您们利益的唯一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暴政一直把流亡藏人蔑称为“达赖集团”。当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为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后，该如何选定另一个称呼而苦思冥想时，流亡的藏汉双语诗人安乐业，悲愤地摇动野牦牛一样硕大的头颅，仰天长啸道：“你们想讨好中共，干脆自称‘达赖集团’最有效！”
听到安乐业的悲声，金圣悲那颗风中的红焰之心又一次因疼痛而摇曳欲灭，他的思想则开始表述悲怆：“半个世纪以来，因追求精神自由而遭受迫害的藏人，无论他们蹒跚在苦役犯的命运之路上，还是被活埋在黑牢铁铸的阴影中，或者戴着铁镣走向刑场，西藏自由运动都是他们的魂归之所，西藏流亡政府都是他们心中希望的星辰。现在，一只铁手却要把那颗希望之星从藏人的心中摘走，一颗颗在无尽的苦难中祈盼自由的心将因此陷入黑暗。尤其残酷之处在于，那只摘取希望之星的铁手，竟然属于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员。”
“噢，西藏高原上那被藏人的血染红的雪原会哭泣，为自由而死去的藏人的骷髅会悲歌，连那被冻裂的黑石和自由的风，也将作响彻漫漫长夜的痛哭——那只铁手，你为什么如此残忍… … 。”
“即使背叛上帝，也可能得到理解和宽恕；唯独背叛为自由而涌流的血，必受天谴。因为，只有为自由而涌流的血，才配供奉在心灵的圣殿上。当代藏人向自由的献祭之血殷红如英雄的诗意。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同为藏人，你们难道不知道，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也绝不可行背叛藏人的自由之血之事吗… … 。”
金圣悲觉得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可以被原谅的唯一理由在于，他们是谎言的受害者——被两类中国人所欺骗。这两类中国人是“民运人士”和伪自由知识分子。而这两类人的产生都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有关。
对“六.四”事件的爆发产生过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有三个群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主政时期，中国大学校园涌进强劲的思想自由的春风。中共建政以来，那是惟一一次，而且也必定是最后一次放松思想控制的过程。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为中心，一批生机盎然的中青年大学教师，借诸官方放松思想控制的机会，呼唤思想自由；一时之间，多样化的思潮碰撞和精神探索，在中国各大学中蔚然形成学术风气。“六.四”大学生民主运动就是在这种被中共顽固派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校园文化背景中涌现。这批中青年大学教师的主体，在“六.四”过程中超越一切功利主义的政治动机，真诚地支持学生的民主行为；其中也有少数有铁血之志者，试图同军队中的开明势力结成同盟，以政变方式摧毁中共极权体制。但是，因事起仓促，这种势力没有形成具有实效性的现实政治因素。无论在“六.四”中如何作为，中共将学生运动淹没在血泊之后，这批中青年教师中的精英，大部分先后被迫离开中国的大学，星流云散。这批人，是“六.四”运动的精神背景的创造者。
“六.四”起因于大良知者胡耀邦在政治迫害中猝然撒手人寰。大良知者的死在大学生中点燃的侠义精神之火，即为良知者受迫害鸣不平，构成“六.四”运动最初的道德动力——精神自由的状态总是与道德理想主义相伴而行。同时，反对腐败则是“六.四”学运初期表现民意的主要政治诉求。由于赵紫阳一定程度上参与对胡耀邦的政治迫害，“六.四”学运最初几天，反腐败锋芒直指赵紫阳家族成员。面对政治困境，赵紫阳的各个智囊团队开始作两件事：其一是利用他们同各大院校教师的天然联系，试图把学生运动反腐败的锋芒引向邓小平，以及其它影响赵紫阳实际主政的中共政治老人的家族；其二是利用学运确立赵紫阳的权威，然后，依据新权威主义的思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赵紫阳及其智囊的第一个企图，由于邓小平以及中共顽固派对学生运动的敌视，很快就取得成功，但是，他们的第二个企图却惨败于邓小平的政治权术和坚硬的政治意志。“六.四”血洗北京之后，赵紫阳及其势力被邓小平和中共顽固派视为威胁到他们权力基础的政治要素，因此受到严厉整肃。大批人流亡海外，形成“民运人士”的主体。
流亡之初，这批原中共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还指望邓小平政权很快垮台，赵紫阳重新崛起，他们也好回到中国，再作新权威主义之梦。然而，事不遂人愿，赵紫阳崛起无望，对于这批流亡的中国官员知识分子，生命衰老的比时间还快。意志凋残，激情枯竭之际，恋母情结——中共极权体制是他们的政治之母——使他们渴望受到中共的招安，同时，政治恋母的天性还使他们相信，中共内部的政治改良是中国民主化的唯一希望。他们已经没有意志和激情理解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体制的历史逻辑。事实上，就像戊戌变法的血洗去近代史上中国改良与革命的界限一样，“六.四”之血也洗去了当代中国改良和革命的界限。“六.四”之后，中共迅速腐烂为贪官污吏集团和政治黑手党集团，已经失去改良的任何可能，这个反人类罪犯罪集团的必然前途，只有在人民大起义和全民反抗中崩溃。可见，这批“民运人士”是活在死去的幻想中：中国大变革的前途不再会同他们有任何关系：中共当前政治的主导者也视这批人为“政治骨灰”，根本不可能有对他们进行招安的政治审美激情——活在死去的幻想中，同被埋在坟墓中相比，可能更可悲。
然而，就是这样一批被称为“民运人士”的活死人，却被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当作“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来对待；他们关于中国民主化只能依靠中共的政治改良的谎言，也通过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的意识，转化为“西藏自由的前途取决于同中共的谈判”的观念，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这究竟是历史荒谬，还是人的愚蠢，或者是命运的恶作剧？
中国知识分子中对“六.四”产生过影响的第三种人是伪自由知识分子。他们阉割掉作为中国人的中国文化本能，自命西方自由主义的继承者，却又基本不懂自由主义本质上是极端的理想主义，所以，这批人应当称之为没有文化之魂的伪类。“六.四”运动以北京各大学的校园为策源地，本来同伪自由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关系。“六.四”运动发展到高潮时，影响遍及中国所有大中城市，且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同情与支持。在此情况下，一批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误判形势，以为中共将因学运而崩溃。于是，为了成为历史巨变的主导者，他们或者飞越万里大洋，从美国赶回北京，或者踏过重重渺小的恐惧，钻出书斋的阴影来到阳光下，用亢奋的激情作政治表演，试图控制学运。然而，他们的政治素质、精神能量和猥琐的人格，都不足以支撑起他们的野心。
“六.四”浴血之后，伪自由知识分子魂飞胆破，抱头鼠窜。其中最不堪者，如刘晓波，为求暴政宽恕，竟通过对“六.四”学生运动的诬蔑，来展示卑鄙的才华，其言词之阴损恶毒，达于极致。伪类本就是被个人野心之鞭抽击的本能动物，他们支持“六.四”和诅咒“六.四”都同情感无关，而只同他们的生存本能的要求一致。
伪类中最堕落者，则沦为暴政的文化特务，作中共的思想走狗。二十一世纪后，出现了极其令人困惑的情况：一方面，对于众多追求自由的灵魂，中国是一座大监狱，中共极权专制则是风也逃不出的这座东方巴士底狱的铁墙；另一方面，一些自称自由写作者或者自由知识分子，却进出中国之国门如入无人之境，似乎中共极权的警察统治已经不存在。这些有特权的伪类就是中共的文化的特务。因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一部分伪自由知识分子受命，配合中共实施灭绝自由西藏运动的战略计划。他们的主要任务，一言以蔽之，就是强化和利用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对中共的幻想，使这些官员作出更多的有利于中共暴政的政治宣示和承诺，以便中共将来利用这些政治宣示和承诺，分化藏人，瓦解藏人的反抗意志，以及弱化国际社会对藏人自由运动的同情与支持。某些西藏流亡政府官员最近的宣示，即可以考虑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的称呼和流亡的藏人政治组织不代表西藏境内藏人，与中共文化特务的活动直接有关。
当前，中共及其文化特务最想得到的，是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宣示“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诱使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作出这种宣示，中共便可实现一箭数雕之阴谋。首先，“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句违背历史常识的谎言，如果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确认这句谎言，不仅将深刻伤害尊者的声誉，也将伤害自由西藏运动的真理性——僧人不可与谎言同在，具有真理性的运动不能向谎言妥协，而尊者既是僧人，又是自由西藏运动的精神领袖。其次，这种宣示势必加深复国独立的情感与中间道路的裂痕，而藏人自由意志的裂痕必定有利于中共灭绝自由西藏运动的战略。另外，这种谎言性的宣示也将引发印度政府对西藏流亡政府政治意图的疑虑，从而有利于中共分化瓦解印度和藏人的关系；印藏关系如果被疑虑所主导，中共将来为迫使印度驱逐西藏流亡政府而采取外交或者战争措施时，都会更易于获得成功。
中共暴政机心百端，阴险难测；中共文化特务道貌岸然，内心歹毒；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员则蒙昧颟顸，沉溺幻想——他们形成的合力正把命运推向谎言和无知主导的悲剧。
审视在谎言和无知中蹒跚的历史命运，郁闷之情如低垂的黑云，压在金圣悲意识间。这一刻，他真切地感到李科先、参摩、次旺仁增等等，那些青年政治反对派的生命魅力。这批青年政治反对派是西藏远古精神的大地深处涌出的风暴，野性勃勃，生机盎然。他们满怀民族的骄傲，不屑于同中共暴政作政治交易，而只勇敢地向命运索要西藏的自由；他们拥有生命的尊严感，所以蔑视中共暴政及其特务的伪善，只追求值得刻在落日上的民族尊严；他们情感真实，绝不会为功利主义的权衡与暴政的谎言妥协，而只把命运的目标锁定在浴血的真理之上——他们绝不会由于现实政治利益诱惑，背叛藏人为自由涌流的万里血河。
回想遇到过的青年政治反对派中的一个个人物，金圣悲感到生命的炽烈之气扑面而来。他们或者像点燃的烈酒，或者如燃烧的狂风，或者似破碎的落日，或者仿佛动荡的草浪，尽管有野性的粗犷和荒原的苍凉，但却都生动而真实。同他们相比，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的生命风格，就像一片灰黑色的冷雾。青年政治反对派最锐利的真理性，表现为对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的严峻批评——批判他们基于政治幻想的政策趋向；批判他们的官僚主义习气。
“青年政治反对派的批判，是自由西藏运动的守护神。”金圣悲站在达兰萨拉群山间，遥望暮霭深紫的德里平原，如是想。他知道，青年政治反对派正在印度南部召开以西藏复国独立为主题的大会，会议将讨论组建西藏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问题。多位年轻的仁波切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预示，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主导的媚共政策，将使越来越多的僧人成为政治反对派。
复国独立表述藏人的感情，中间道路表述藏人慈悲的生命哲理，情感和哲理将统一于自由西藏运动。其实，复国独立，还是高度自治，不只是藏人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中国当前的实际政治状况所决定的。在当前，中共统治之下，藏人依据民族自决权，复国独立，符合基本人性的要求——藏人当然有理由和权利离开一个暴虐的政权，一个没有人性的国度。唯有中国自由之后，在联邦制框架下，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才会获得人性的支持和实现的可能性。当然，通过联邦制实现汉藏共和，消弭中共暴政造成的百年血仇，乃是达赖喇嘛的慈悲佛心的理想。不过，这是在下一张历史之页上，即中国自由之后，才可能书写的理想。
走向西藏流亡政府首相桑东仁波切的官邸的过程中，金圣悲脚步沉重，如穿铁靴。他一生中很少行走得这样缓慢，似乎想尽量推迟会见的那一刻。因为，他不愿意向一位僧人说假话，可是，他又不愿意对一个僧人失礼。
无论多么慢，金圣悲还是走进了简朴的首相官邸。披着僧衣的桑东仁波切出现了，像一片古老的晚霞。他的面容和身体都很消瘦，有一种类似苦修者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枯槁感；眼睛宁静、聪慧、仁慈。金圣悲的心突然平静下来，平静得像关于心灵的冥想。桑东仁波切的目光使金圣悲强烈意识到，他所面对的是一位佛学大师，而不是一个政客。
桑东仁波切谈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敬意，以及藏中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他显然不知道，中共六十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铁血强权的文化殖民统治，已经灭绝了中国的文化之魂。金圣悲只能告诉他，中国文化精神在中国死了，活着的只有文化的遗骸和行尸走肉。金圣悲讲得很简单，因为他意识到，试图让一位形而上的佛学大师理解中共暴政的形而下的政治阴谋，可能比创造一个命运更艰难。
分别之际，金圣悲用风中的红焰之心，对桑东仁波切说：“你属于佛的圣洁意境，你不属于混沌的尘世；你承担了本不应由你承担的政治责任。因此，像佛一样，走出权力的宫殿，走向精神的荒野，回归关于虚寂的真理——那才是你的生命意义栖息的地方。在这个哲学贫困，心灵荒凉的时代，以藏传佛教的名义，为更多远离幸福的人送去终极安慰，这是佛的慈悲之心，也是自由西藏运动的精神价值… … 诀别政治，回归佛的意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