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娥(1498――1569),字秀眉,是四川遂宁西眉乡皇榜石人,她诞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黄珂,是明朝成化年间的进士,官做到工部尚书。《明史》有传:黄珂,字鸣玉,成化二十年(1484)举进士,初授农阳(今湖南汉寿县)知县,由于他吏治精勤,升迁为御史,在京供职.正德四年(1509),黄珂擢升为右都御史,巡抚延绥(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因延绥是明朝的九个边镇之一,战事频繁。正德六年(1511)春,鞑靼首领亦不刺侵入河套地区,黄珂带兵一举击溃入侵者。这年秋天,黄珂奉调回京,任户部右侍郎,接着升迁为刑部左侍郎。正德九年(1514)再升迁为南京右都御史,不久又拜为南京工部尚书。他的妻子聂氏,是黄梅(今属湖北省)县尉聂新的女儿,知书识礼,严于家教,她既是黄娥的慈母,又是黄娥的启蒙老师。黄娥自幼聪明伶俐,在母亲的教导下,谨守闺训,好学上进,写得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琴,而对于做诗文、填词曲更有着高深的造诣,少时就以诗曲名满京城。她的作品脍炙人口,并久为艺林传诵。
少女时候的黄娥天真烂漫、活泼可爱,她在《闺中即事》一诗中写道:
金钗笑刺红窗纸,引入梅花一线香;
蝼蚁也怜春色早,倒拖花瓣上东墙。
此诗妙趣横生,趣味盎然,把一个不堪闺中寂寞,渴望自由,热爱大自然,向往春日美景的少女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
后来,黄娥的父亲有感于朝廷的腐败,加上自己年事高迈,便辞官不做,携带家眷回到了四川遂宁老家。冬去春来,在遂宁的闺阁之中,黄娥忆及京城旧事,遂调动琴弦,弹唱了自己作的《玉堂客》散曲以抒胸怀,借此抒发她对昔日良辰美景和亲朋好友的眷迹之情:
东风芳草竟芊绵,何处是王孙故园?梦断魂萦人又远,对花枝空忆当年。愁眉不展,望断青楼红苑。合离恨满,这情衷怎生消遣!
这首散曲情真意切,不仅在京城很快流传开来,散曲透露的才情还打动了一个影响她一生的人的心,那个人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杨慎。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四川新都)人,是当朝首辅杨廷和的大公子,少年时就很聪颖,11岁能写诗,12岁写了《古战场文》、《过秦论》,人们都对他的才华惊叹不已。他后来成为明代中叶的文学家,兼长经学、史学、哲学、语言学、音韵学、金石学、书法绘画、戏曲音乐和民俗文艺,对明代上、中、下三层文化的建设均有重要贡献。他的著述和见解,对改进整个明代的诗歌文学理论、推动通俗文体的创造和鼓励民众口头传承的发展,都极富启发。正德六年(1511),杨慎殿试第一,明武宗钦赐朝服冠带,授翰林院修撰。黄珂与杨廷和在朝共事多年,早就结为道义之交,两家关系甚为密切。考中状元的杨慎谢过皇恩,拜了主考后,本想拜见黄珂这样的长辈,因黄珂当时出征不在家,只得派人给黄府送去一张拜贴。这时的黄娥,已有十二岁,她听说杨慎金榜题名,独占鳌头,心里非常倾慕。及至及笄之年的黄娥,前来求婚的显贵子弟,风流少年络绎不绝,但黄娥一再向父亲表明心迹,一定要选择象杨慎那样学识渊博、志趣高尚的郎君。
正德十二年(1517)杨慎因上疏不利,遂以养病为名,回到老家新都读书自娱。不久,杨慎原配夫人病故。次年,杨慎得知黄娥年过二十尚未许人,便征得父亲的同意,遣人做媒。黄杨二家本交谊深厚,又门当户对,便一说即成。于是,杨慎备办丰厚的聘礼,亲往遂宁迎娶黄娥。人们对这对才子佳人的结合羡慕有加,彩轿路过之处,都争先恐后观看,都想一睹这位“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的绰约丰姿。
婚后的黄娥与杨慎既是同心的诗友,又是恩爱的夫妻,朝夕切磋诗文,一起填词作曲,清风明月,花前月下,过着幸福而又浪漫的爱情生活,让俗人羡慕,让神仙嫉妒。他们住在状元府西端的石榴阁,这对夫妻新婚燕尔之际,正值红榴怒放之期。看枝头绯花掩映,朵朵如霞,黄娥展笺提笔写出了情意浓浓的《庭榴》诗:
移来西域种多奇,槛外绯花掩映时。
不为秋深能结实,肯于夏半烂生姿。
翻嫌桃李开何早,独秉灵根放故迟。
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
在古代,石榴籽粒众多,象征婚后子女繁衍。黄娥自比榴树,向杨慎表达了炽热纯真的爱情。
中秋之夜,夫妻二人在桂湖赏月。杨慎摘一枝金桂花插上黄娥乌黑的发髻,即口占道:
银汉无声下玉霜,素娥青女斗新妆;
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
沉浸在幸福中的黄娥随即将此诗记下,题为《桂林一枝》……
不过,黄娥是一位有远见卓识、教养深厚的女人。她不仅常和杨慎一起吟诗作曲,弹琴作画,切磋砥砺,还经常关心国事民意,两人常常谈论政体,忧国忧民。因此,他们并没有长时间沉溺于儿女情长和小家庭的安乐。黄娥竭力鼓励杨慎进京复官,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造福于民。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秋天,黄娥便陪同杨慎踏上了进京复职的旅程。黄娥在京城的官邸里尽力辅佐杨慎,成为杨慎政治上的知音和生活中的贤内助。
天有不测风云,美满惬意的夫妻生活却很快遭来了政治上的狂风吹折。明武宗死去后,因为他没有儿子,便由在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县)的堂弟朱厚聪继皇帝位,即后来的明世宗。明世宗登位不久,就想把他亡故的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享祀太庙。这个与明朝皇家礼法相违背的决定,遭到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派的竭力反对。明世宗为了提高皇权,扶持自己的势力,便将这次“议大礼事件作为打击内阁派的机会。嘉靖三年(1524)二月,内阁首辅杨廷和被迫辞职还乡;七月,明世宗更肆无忌禅地迫害议礼诸臣。勇斗邪恶的杨慎等一百九十人被囚入监狱。杨升庵两次受到廷杖后,被谪戍云南永昌卫。
秋风萧瑟,寒气逼人,杨慎由解差押送出京城,连和家人告别的机会也没有。黄娥听到这不幸的消息,肝肠寸断。她虽然震惊、激愤和痛苦,对丈夫却能给予理解,毫无怨言。这个从小生长在富贵人家的娇女,毅然离开奢侈安适的京城生活,誓与丈夫同生死共患难。她冒着风霜,亲自率仆赶到渡口去护送杨慎。杨慎的囚车从通县下潞河上船,黄娥赶至天津口,改乘大船,沿运河入长江,溯江而上。沿途在黄娥的精心护理下,杨慎的杖伤逐渐好转。可是,杨慎被害充军,朝廷中的奸佞们却还不善罢甘休。“荒村聚豺虎,夹岸鸣蛟鼍“。他们又派遣刺客,伺机暗害杨慎。机警睿智的黄娥早有提防,加意保护,刺客们从京城跟到千里以外的山东临清,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只好悻悻离去。
当船行至江陵驿站,杨慎再也不忍心看妻子劳苦了,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他们冒着朔风飞雪,立于江陵古渡,难分难舍,悲泪纵横。
江陵初解帆,仓皇理征衫,
家人从此别,客泪不可缄。
杨慎触景生情,作了《临江仙.江陵别内》: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桌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黄娥读罢此词,悲痛欲绝,一口气写下了《罗江怨.阁情》四首,其一云:
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鸢被冷雕鞍热。
这首用血和泪写成的散曲,道出了她与杨慎在江陵惜别的景况和心情,读起来感人至深。
此后,黄娥曾越山涉水,到云南永昌探望杨慎,并在戍所陪伴杨慎两年,夫妻朝夕相处,同时饱尝流放之苦,避叛军,防瘟疫,生活极为艰苦,但黄娥爱心不移,二人情谊更深.直到杨慎父亲去世才赶回新都老家,这一别就是三十年。
根据明朝的律例,罪犯年满70即可归休,不再服役。可当70岁的杨慎老人归蜀不久,却又被明世宗的鹰犬派遣四名指挥将他抓回云南。悲愤至极的杨慎不到半年即含恨惨死在一座古庙中,身边没有妻子儿女。噩耗传来,黄娥悲伤万状,不惜以花甲之年徒步赴云南奔丧。走到泸州,遇上被运回的杨慎灵柩,她仿照南北朝才女刘令娴的《祭夫文》自作哀章,词语凄怆哀惋,闻者无不垂泪。
杨慎去世后,家庭中人和亲戚朋友都主张厚葬杨慎。黄娥强忍悲恸,力排众议,以简单丧仪装敛杨慎遗体。明世宗果然派人来查验,见死去的杨慎穿戴着戍卒的衣帽静躺棺内,一副服罪的样子,找不到任何非难的借口,免去杨氏家族的杀身大祸。
杨慎一生才华卓群,著作等身,理想人格和人文精神在明代引起相当的震动,并得到后世李贽、钱谦益和陈寅恪等一批知名学者的高度赞许。但他仕途坎坷,给他的一生带来悲剧,聊以自慰的是,他娶了一个能与他心心相印的妻子黄娥,爱情生活凄美而又幸福,给他悲剧的人生带来不可缺少的慰籍。
但杨慎的人生悲剧却给黄娥的人生带来了无尽的凄凉。黄娥与杨慎结婚姻几十年,夫妻聚少离多,形单影只的黄娥,愁肠百结,满腹哀怨。她虽与杨慎关山万里,但情深意笃,年复一年,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词曲,抒发了自己对丈夫的惆怅思念之情,如长为艺林传诵的《黄莺儿》散曲:
积雨酿春寒,看繁花树残。泥途江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流几弯,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
这首曲是说丈夫被发配到滇南,相隔云山万重,即使登高极目远望,也望不见,心里更加悲伤,望不见不说,寄书又困难,音讯传不到,这让人愁肠百结,无所适从。
黄娥在《罗江怨》里抒离别情怀:
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小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不恼。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雁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
关山转望赊,程途倦也。愁人莫与愁人说。离乡背井,瞻天望阙。丹青难把衷肠写。炎方风景别,京华音信绝。世情休问凉和热。
曲中,勾画了荒寒的景色,衬托了黄娥凄苦的处境,在感叹世态炎凉的同时,还牵挂远方亲人的安危。
在一首《寄外》的诗里,黄娥写到:
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
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春山不杜鹃。
此诗表达了她对别离感觉太久、太苦和悲沧绝望的心情,一个“杜鹃啼血”的典故,让人觉得触目惊心,感情跌宕起伏,读之令人叹惋、同情。
在一首《失题》的诗里她写道:
泪珠纷纷滴砚池,断肠忍写断肠诗。
自从那日同携手,直到而今懒画眉。
无药可疗长恨夜,有钱难买少年时。
殷勤嘱咐春山鸟,早向江南劝客归。
血泪融墨,万般无奈的她,只好寄意于春山鸟,来寄托一点渺茫的希望。把对丈夫的思念写的哀婉动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孤独、寂寞、痛苦无助的黄娥。
黄娥的诗、词、曲也以“议大礼”事件为界,前期作品清新活泼,语言晓畅明丽,感情真挚动人,后期诗曲大多涂上了凄凉哀怨的色彩。为了不给被发配的丈夫添麻烦,黄娥写诗除了寄给丈夫,从不肯示人,“虽子弟不得见也。”因此,她的诗作保留下来的数量很少,仅存的作品也多是写离愁别绪的,感情深沉、压抑而哀婉;但表现手法却多姿多彩,“读之旨趣闲雅,风致翩翩。”历代评论家对她评价很高:“夫人篇什,云蒸霞烂”,“才情甚富,不让易安(李清照)、淑贞(朱淑贞)”,是当之无愧的“曲中李清照”。明代大戏曲家徐渭称黄娥“才艺冠女班”,赞其词“旨趣闲雅,风致翩翩,填词用韵,天然合律”,并以已之作与黄娥比较,竟甘败下风,声称:“予为之左逊焉。”
黄娥不仅才艺超群,其贤德也得到了世人的称诵。她同杨慎结婚,仅过五年顺境生活,便遭逢杨慎谪戍,从此坎坷一生。面对一下成为阶下囚的丈夫,黄娥不仅没有怨言,还极尽爱心与照顾,使在政治上遭受迫害的丈夫得到身心的慰籍。在杨慎政治受打击,远离故土不能侍奉爹娘、照顾娇儿的岁月,凄凉的黄娥默默地挑起了家庭重担,尽心事家,孝敬公婆,教哺子侄,为远谪在外的杨慎操持家务,解决后顾之忧,把杨慎不能做到的尽力弥补。她的丈夫对此满心感怀,有一次杨慎在为黄娥祝寿的时候,有“女洙泗、闺邹鲁”之辞。洙泗、邹鲁,代指孔孟,丈夫杨慎是把她作为女中圣贤来尊敬的。明末清初散文家、诗人钱谦益在《历朝诗集小传》说黄娥“闺门肃穆,用修亦敬惮”。明代晚期杰出的文学艺术家,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家之一的徐渭赞颂他们夫妇“著述甲士林”,“才艺冠女班”。近人将两人之作合编为《杨升庵夫妇散曲》,风格缠绵悲切,有“曲中李易安”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