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工作在“润物无声、踏雪无痕”地进行
目前重庆警方正在低调启动内部纠错和平反机制，该项工作由何挺局长上任以来开展，共设立三个工作组，抽调了20多名民警，由一位副厅级的副巡视员牵头，主要是处理对王立军任内遭遇不公正对待警察的来访来函，进行专案调研与约谈当事人。
12月11日，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对此表示，市委市政府、市政法委对于此事极为重视，目前正在研究相关方案，但没有制定出来。同时来自警方内部的信息显示，一些在王立军治下机构改革中被调整岗位的警察的确已经恢复原职，“区县上来的没有动，但从市直机关下去区县的很多已经回来了。”
曾做过王立军秘书的辛建威称，何挺局长曾在一次警察平反工作会议上，用“润物无声、踏雪无痕”八字来形容此项工作。
当57岁的周文召(化名)蜷坐在沙发上讲述过去三年的遭遇时，深灰的面容与愁苦的表情纠缠在一起，让人很难相信他是一名从警超过30年的警察。当他站起身，左腿明显比右腿纤细羸弱，以致走起路来只能一瘸一拐，更凸显出与年龄并不相符的老迈。
重庆打黑中，周文召在2010年1月4日因“非法持有弹药罪”一审被判三年。同年5月28日，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周文召出狱后一直申诉至今。
但他一直隐藏自己的故事，直到上月末，重庆打黑中被判刑的前律师李庄，履约重庆一中院关于其案件申诉的约谈，周文召才决定曝光自己的遭遇，让外界了解重庆打黑中从未公开的一面：各类“黑老大”受审入狱的同时，成百上千的重庆警察，也经历了过山车似的命运跌宕。
“双指”意外而至
重庆打黑开始这年，周文召正好从警30年，从一名退伍军人到重庆公安局缉毒总队毒品鉴定中心主任(正处级)，一路过来平淡不惊。
2009年8月7日晚上9时，意外不期而至。正在家中看电视的周文召，接到了总队政委电话，大意是查获了一个大的贩毒案件，“需要过来处理一下”。
他略感纳闷，毒品鉴定中心一直有人值班，按说这样的案件他不必到场。赶到政委办公室后，发现政委对面坐着一名陌生人，“也没太在意，就跟政委聊起天来”。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政委除了打过几通“怎么还没过来”的电话，并未谈及“那个大贩毒案件”。
时间已经接近午夜，七八个人走了进来。周文召称，此时政委起身，指着办公桌对面的陌生人介绍，“这是市局纪委的领导”。陌生人站了起来，按例核对身份后，对他宣布：我代表立军局长以及市党委，对你采取“双指”措施。他大感意外，向对方索取文书，遭拒。
这一情节，重庆市公安局“091”专案组在2009年10月10日曾出具说明。“关于周文召私藏弹药一案来源的情况说明”中指出，8月7日，重庆市公安局“091”专案组按市局指示对周文召采取“双指”措施，承办人为“柴超”，但并未提及“双指”原因。
2009年8月7日为“091”专案组正式成立之日，也是文强被采取双规措施第二天。周文召一案由其侦办，寓意不言而喻。但实际上，就记者调查所知，后来自感遭遇不公的警察，均有类似遭遇，最开始都是被诸如“091”、“618”、“730”这样因打黑成立并以打黑出名的专案组所查，但最终获刑却与最初“涉黑”指控大相庭径。
在被收缴完随身物品并搜查完办公室之后，周文召被办案人员带回了家。路上，周文召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通知远在綦江的妻子张梅回家，他称，电话里妻子有些不安：老公，你有啥子事没得?
差不多在2009年8月8日凌晨一点钟，一行人来到周文召位于重庆江北区的家中。专案组在询问张梅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周文召被带出家门，再次上了车，去了“外地”。
“知道文强被抓了么?”
临走时，周文召回望妻子，“过几天就回来”。但夫妻再次团聚，已是2年零7个月之后。而这个时间正是张梅的刑期，罪名是“私刻公章与伪证罪”。
实际上，周文召前脚被带走，“很多人又涌了进来”。张梅回忆，当时办案人员要房屋的结构图，她未给，并向对方要求出示搜查证，对方答：这个你不要管。当晚办案人员对其家进行了详细地搜查，很多物品被扣押。
当日凌晨2点过，张梅也被带走，“当时也不知在哪，有四五个人看守”。
这时周文召已经随车在成渝高速永川大安站下道，拐进老成渝公路原“大安收费处”。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警备森严、灯火通明的阵势，在一横幅白纸上，有“永川区第二看守所第二监区”字样。周文召被带到一栋旧楼的二楼，另外的人接管了他。
就周文召了解，重庆指定的双规地点为江北区的石子山上，“这是个私设的场所”。在重新获得自由后，周文召重返这里，从其拍摄的照片可见，这里早已人去楼空，只有墙上残留的“罪名分类表”的“受贿罪、诈骗罪、行贿罪”字样，还依稀昭示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部分亲历者和警方人士透露，重庆打黑时类似这类场所有24个之多，着名的铁山坪、沙坪坝榕湖宾馆等都属此列。这些场所的出现，主要是当时抓人太多，人满为患，被迫陆续启用一些新的场所，之后发展成为各个专案组的“外讯基地”。
张梅此时的经历则悲惨得多。她回忆，被带走后，由于身患甲状腺癌，8月8日白天病情发作，全身抽搐，吃不下饭。到了晚上，被押到特别审讯室，坐上“老虎凳”，带了脚镣手铐。
“知道文强别抓了么?”
“不知道。”
“文强已经被抓了，不要靠这棵大树了。”
查阅周文召以及张梅的案卷，并无记载上述内容的笔录存在。对此，周文召与张梅认为，“从一开始，抓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突破文强，我们最终获罪都与文强无关，这样的内容当然不会出现在笔录里。”
与文强家交好惹了祸
周家与文强两家关系交好，是重庆市公安局众人皆知的事实，文强儿子文伽昊至今仍称周文召夫妇为干爸干妈。周文召对此也并无回避。
所以，当文强在2009年8月6日被采取强制措施时，周文召也曾想过自己迟早要接受调查，只是没有想到有后来的遭遇。
周文召称他遭到了刑讯逼供。这也是几乎所有重庆打黑亲历者对办案机关的共同指控。此前有媒体报道，在樊奇航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过程中，朱明勇律师拍摄的会见录像显示，樊奇航“曾被铐上手铐吊起来脚尖点地，十多天不让睡觉。铐得太久，以至于手铐嵌进肉里，警察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取出来，我不堪折磨，曾两次撞墙自杀，咬下一截舌尖自残”。
2009年10月15日，在被“外讯”至榕湖宾馆后，周文召自认“厄运到来了”。他回忆，当时坐在不到0.2平方米的特制铁椅上，被套上“又厚又臭”的黑头罩，双手上竖平端、双脚后撑，身体被重达六七斤的铁镣铐固定在椅子上，对面是高强度的炽光灯不分昼夜地照射。
只见于影视剧中的这一幕，如今已为一场难醒的噩梦。“手脚分别铐在椅子上，两只手只能竖立平端于椅子和扶手之间的枷锁横档上，两只脚踝套扣上椅子前腿。
睡觉是不被允许的。“困的时候，审讯人员用随手抓到的东西敲头，甚至用背包带狠狠地勒住前胸向椅背靠，或用双手不停地摇你的头，不让睡，半夜冷时就将房间冷气调到最大，拼命吹。”周文召称，在14天的审讯生活结束时，下肢已经浮肿得根本站不起来，尾椎处皮肉已溃烂撕裂，疼痛难忍，“当时只想找个机会自残，真是生不如死”。
吃饭也是要看审讯人员的心情。最开始每天只给一小碗方便面，再后来就是审讯人员吃剩的东西，即便如此，肉也是要被挑出来倒掉的，“只有青菜”。抽烟是一种奢望，哪怕是审讯人员抽剩的“烟屁股”。实在忍不住，“就跟审讯人员说抽根烟，可以理清下思路，也好交代些问题”。
忆及此处，周文召双眼含泪，长时间哽咽不语。
一家共计6人因此案被抓
专案组一直要周文召承认“与文强结伙作案”被拒后，专案组于11月7日再次将周文召从看守所接到“基地”，又是三天三夜地轮流审讯，期间不给吃喝，“你认一个五千块的，不论是行贿还是受贿我们都好交差”。
周文召最终没有认罪，最终以私藏弹药罪被判入狱。
私藏子弹101发，是周文召获罪三年的最终依据。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2009年8月8日，重庆市公安局民警在被告人周文召居住地搜查时，从二楼主卧室床头柜抽屉内查获“六四式”手枪101发，“……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有弹药罪，且情节严重”。
在证人证言中，重庆市公安局缉毒总队综合科科长徐萍证实，“好像有人在我们检查组外面说‘我屋头有几盒子弹，看什么时候我把它交回来’。”在这份证言中，徐萍称不记得具体是谁说过此话。出狱后，周文召就此询问过徐萍，得到的回答是，“那个时候我怎么敢说呦。”
重庆市公安局相关文件证实，周文召所持的持枪证为2003年4月20日，至今有效。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也再次确定此信息。周文召的辩护律师古富国认为，作为一名现职的具有合法持有枪弹权利的警察，周文召对于子弹既无故意隐藏，也非拒不交出，最多只是一般违反枪支管理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
周文召随后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诉。2010年5月28日，重庆一中院裁定认为“丧失配备枪支弹药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但裁定结论仍为“定罪准确，量刑合理，维持原判”。
2009年11月4日，重庆沙坪坝区公安局以张梅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帮助毁灭证据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报送沙坪坝区检察院，检察院最终以“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伪证罪”向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提请诉讼。沙坪坝区法院一审判决张梅有期徒刑2年零9个月。
2010年4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维持原判。周文召一家共计6人因此案被抓，其中5人分判10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其儿子在被关押9个月后，最终以“不起诉”获得自由。
在高压态势下有冤假错案
周文召的遭遇并非孤例。
2010年底，“091”专案组曾通报媒体，文强伙同政法系统内亲信及黑恶团伙，造成政法系统窝案、串案，警方分管刑侦、治安、经侦、禁毒等警种的10名负责人，成为以文强为首的黑恶团伙保护伞，近400名干警涉嫌违法违纪，均被查处。
来自重庆市公安局资料显示，2010年至2011年两年间，市局政治部就下发关于干部任免的文件121份，1131(人次)处局级干部被任免，平均每月有47.5%(人次)被任免。根据王立军指令，还有基层6372(人次)科所队长被任免，占全局科所长总数的百分之99.8%。
“在王立军全面主持市局工作的三年中，第一年被处理的民警900多人，第二年为2900多人，第三年为1800多人，这些民警中有的被行政撤职、降职、劳教、双指，还有被判刑。”一位重庆公安高层称，尽管里面有文强、彭长健等确实违法犯罪的警察，但在高压的打黑态势下，无疑存在一些冤假错案和被无辜打击处分的警察，“一些缺乏证据证明违法违纪的，已经恢复了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