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农业合作化的文艺作品是饿死农民的帮凶
49年之后,经历过多少次政治运动,有多少人挨整,也有多少整人的人！归结起来,都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为指导思想造的孽！如果对具体的人,一一追究起来,将会陷入另一样的泥潭,非明智之举。何况浩然生前虽有人指责他与老舍之死,有某种关联,总的来说还不算有大恶。
但是,浩然作为竭力鼓吹农业合作化的代表作家,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可以说有标本意义。因为中国人为执政者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和相关联的三面红旗运动,付出的代价太惨痛了,直接造成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主要是农民被饿死！在众多因素中,鼓吹农业合作化的文艺作品也应负有一定责任,称之为帮凶应不过分！
先说说农业合作化的事。中国数千年农耕立国,农村稳定了,国家就稳定了。民国时期曾为内战须要,强行推动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层保甲制,想改变中国乡村绵延几千年的乡村自治局面。因正直人士不愿出任保甲长,而宵小之徒投机钻营,终告失败。不过保甲制并不干预乡村的经济体制,所以影响不大。49年后,新政权很快实现了对农村基层的全面掌控。先实行土改,农民们分到了土地,得到了实惠,农村有过几年安定发展的日子。大约从1955年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开始,农村安定的日子结束了。已获得的利益逐步被收回。随着农业合作社由小社到大社,直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农业合作化问题,已不单纯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是在强烈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大转换。
中国农村社会几千年来的乡村自治制度彻底结束了,新的执政者以政治思想一元化和经济体制一元化即集体化国有化,两手都硬的强大手段,佐以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打倒他们认为是反对派的敌人。从而把有数亿农民的农村,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可以为所欲为了。
中国农民从此失去了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先是以入社方式,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再以集体生产的方式使农民们失去了土地使用权。随着耕牛农具的入社,农民们就再没有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失去了劳动所得的支配权！具体的说吧,农民们一年辛劳生产出的粮食,已不再为农民自己所有,农业社时期,只能以工分形式向社队领取；到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特别是实行公共食堂制之后,又收去了微薄的自留地,数亿农民就家家无粮了！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实！几亿农民命悬食堂,食堂今天给一斤,勉强够吃；明天发半斤或二、三两,就饿得你歪歪倒；后天食堂关门了,你只有被饿死一途了。就这样各级领导还在根据虚报数字催交余粮,为完成任务,不惜挖地三尺,刮尽地皮！心狠歹毒的如河南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之流,居然下令家家户户不准生火冒烟,不准逃荒！还村村路口派民兵把守,见逃荒者就逮！以至小小的仅二百万人口的地区,就饿死了一百万人！这就是当时农村活生生的现实,也是人类史上亘古未有的大惨案！
58到60年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大一点的水旱灾害,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一言以蔽之,完全是毛泽东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无限度地剥夺农民利益,包括用农民度命的口粮出口支持所谓世界革命,以争夺世界共产主义领袖地位的恶果！要说是政策杀人,也是恰当的！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皇帝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那几年的百姓,是猪狗都不如的！养猪养狗都还得喂饱伺料哩！
都说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就是所谓现实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年饿死三千多万人的惨烈现实,还不是最重大的社会题材吗,为什么当时未见到中国有一个作家写过一本那怕只和现实沾点边的作品呢,没有！没有！一本书也没有！一篇文章也没有！连一首诗也没有！相反的大量发表的出版的全都是对农业合作化和这个逼死饿死人制度推行者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弄虚作假粉饰现实的文字垃圾！散文方面代表人物是杨朔,诗歌方面代表作是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则是柳青的《创业史》,和浩然的《艳阳天》了。
《红旗歌谣》的出版,不仅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也对数千万农民被饿死,负有相当的责任！不信抄两段看看：“一个萝卜有多重,十个后生抬不动。用刀砍回一半来,足够全村吃三顿。”“早稻才闻三万六,中稻又传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几斤重的萝卜说上千斤,几百斤的水稻说成几万斤,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空话,到靠吃空话过日子了,还能不被饿死！
杨朔是60年所谓散文年的代表人物。三年大饥馑,60年是最严重时期,哀鸿遍野,饿殍遍地！而杨朔笔下却是生活比蜜甜《荔枝蜜》。“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砂,画一朵含露下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茶花赋》。可惜如此卖力曲学阿世的粉饰太平者,竟不得善终！文革中自杀身亡,年仅55岁。真是莫大讽刺！
但是,如果深究文艺作品对饿死农民的帮凶责任,民歌民谣散文评论都无法和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等量其观的。略略回顾一下,从农业合作化开始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有影响的关于农村的长篇小说还真不少。除去文革中的什么《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不计,因为它们都是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图解口号的文字垃圾,当时就没影响,现在已早被记忆丢弃。有影响的甚至至今还常被人们提起的,大约有以下几部长篇小说。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秦兆阳的《在田野上前进》、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陈登科的《风雷》。其中以柳青的《创业史》和浩然的《艳阳天》影响最大。《创业史》又更胜一筹。
先说《创业史》。这部曾红极一时,被誉为歌颂农业合作化所谓史诗式的作品,一直享誉文坛！据称是柳青(刘蕴华)于1951年5月,放弃9级高干生活,走出中青报编辑部,扎根农村14年,经历了农业合作化的全过程,获得了第一手的农村现实资料,创作出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坚决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新型农民形象,和动摇于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梁三老汉；以及坚持个体经济的富裕中农郭世富；还有疯狂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反动富农姚士杰；还有就是党内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村长郭振山。经历了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并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集体化比单干好,教育了落后的农民。终于取得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胜利,使执政者的方针路线在广大农村得到贯彻执行。
说罢《创业史》,再说《艳阳天》。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巨著,说的还是推行农业合作化的事。书中背景是1957年的农村,主线是说以东山坞党支部书记萧长春为首的农业合作化带头人,团结带领一批坚决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贫下中农们,和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马之悦及破坏农业集体化的地主分子马小辫之间的斗争。结果当然也是阶级敌人被打倒,阶级异己分子被揪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辉煌胜利！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片欣欣向荣！农民们过上了越来越富足的幸福美好生活！
有了《创业史》和《艳阳天》的标本,别的小说都毋须说了。都是一个模式：一定会有坚定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一定会有阶级敌人破坏；一定会有意志动摇的所谓中间人物。最后当然是坚决走合作化的先进分子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被打倒,落后分子受到教育转变了态度,合作化运动滚滚向前,新农村一片光明。如果一定要在上述诸本著作中找到有什么差异之处,那就是在赵树理的《三里湾》中未看到阶级敌人,更多出现的是怀疑农业合作化的落后分子,或曰中间人物。所以有良心的赵树理也成了落后分子中间人物。文革中被批斗致死。再就是陈登科的《风雷》。只因为写了一点三年灾难之后,农村的困难情况,而且说明了是在灾后。就这也被批判为污蔑农村大好形势。文革中被江青点名,关进大牢,九死一生。
说句公正的话,就小说本身而言,上述大作也各有成功之处。要说到题材撞车,人物雷同,故事结构公式化概念化,都在图解政策,都不敢面对惨烈的社会现实,也不能全责怪他们。那是制度的产物,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结下的怪胎,不正本清源,板子只打在作家们的屁股上,也是不公正的。本来嘛,作家写书是作家们个人的事,他要写图解政策的书,也是他的权利,不容别人置喙。但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么多堪称一线的名作家,都在发了疯似的使出全身解数,编造谎言,为逼死饿死几千万农民罪恶的农业合作化制度,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而酿成严重后果时,我们就再也不能冷静下来坐以论道了！我们有权利追究制造那场准人类灭绝大惨案罪魁祸首的责任！也有权利向这些大作家们讨个说法！
本来嘛,农业劳动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干好？也就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如果只是从权利的角度选择,本不是大事。
每个农民应该都是有独立选择的权力,选择的标准说破了也很简单,就是要选一种体力和物质的付出较少,获得收益更多的生产方式,这是常识,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趋利避害只要不妨碍他人,没有什么不好。就说农业合作化吧,如果执政者真正从农民利益考虑,或即使想从很贫困而基数庞大的农村获取利益,但能有个休养生息作长久的考虑,不是杀鸡取蛋竭泽求鱼的急功近利的方式。大可以试办一些集体化的社队,不做先入为主的宣传,不与意识形态挂钩,不抓阶级敌人,让农民能真正地自由选择,选错了可以真的有退社自由,试问那样还会有灾难吗？那样对农民是好事对政府也是好事呀！干吗要像《艳阳天》书上所写的,闹退社就是阶级敌人破坏呢？
当然,我这些空想都是废话,随着政治思想一元化和经济体制一元化的逐步强化之后,中国百姓已再没有选择的空间了。就农业合作化而言,已不是农民们出于权利的选择,而是由执政者凭借权力强制推行的结果了,目的在于对农村农民的控制权,以便攫取更大的利益。根本没有考虑农民的利益和生存状况,才会造成数千万农民被饿死。执政者最终也不得不宣布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失败,解散了人民公社,一切从头再来,依然要从给农民一点土地使用权,说白了也就是还得从单干做起。
原来作家们竭力歌颂的集体化道路,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是灾难的深渊,他们塑造的所谓坚决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带头人,不是子虚乌有,就是颠倒了黑白,把一些投机钻营,品质恶劣坑害百姓的农村新当权者,涂抹捏造成英雄。这些新贵大部分是受害农民的直接加害者！二十多年前,曾有报告文学披露,许多名噪一时的所谓合作化带头人、劳动模范,原来是新恶霸,从而惹起了不少名誉官司。多少也说明了,坏的制度也能使好人,更明确的说,应该是本来不坏的人变成了坏人,因为他有了干坏事的条件！而被他们批评嘲笑挖苦的一些所谓中间人物和落后分子,还真正的代表了农民的心声。所谓落后自私和藏粮闹退社甚至被视为阶级敌人搞破坏的要求土地分红,不就是已经非常贫穷的农民,在竭力守护住自己最后一点的自身利益,在求一点活路吗？这有什么错！作家们想过没有,如果你们自己是农民,如果没有强大的压力,你会把赖以生存的土地耕牛农具,甚至把辛劳一年的粮食都交出去,而被活活饿死吗？你们当然不愿被饿死,那世上还有愿意被饿死的人吗？你们如此肆意中伤最善良最穷苦的中国农民,能心中无愧吗？
我想问问鼓吹农业合作化的诸位著名作家们,特别是柳青先生浩然先生,你俩都有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经历,并且亲身体验了农业合作化的全过程。你们如果是看不到以权力推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农村的空前大劫难,反而把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惨案,描绘成一枝花,那你们就是有眼无珠,是个糊涂人。这恐怕说不过去,别说作家们一个个都能明察秋毫,即使有一两个糊涂犯傻,还能全犯傻吗？即使一时犯傻还能终身犯傻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你们就是震慑于政策的威力,或是早已在已往经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吓破了胆,为了保全自己,再也不敢挺起腰杆说话了；或是受名利的驱动,依然想凭借自己的所谓才能,从权势者手中,分一杯羹,所以才红口白牙说谎话,自欺欺人。
诸位大作家都驾鹤西游了。使后来者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几乎都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研究的文字,使这一段历史诉说起来,非常困难。然而,最近我在网上一篇悼念浩然的文章里,似乎看出了一些端倪。
任彦芳先生是浩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文友,常在一起作推心置腹的恳谈,他们称之为“神仙会”。下面这段话摘自任彦芳先生网上的近著《送别浩然------我们正年轻》。
1961年的中秋节,我和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北大同学诗人沈仁康,与作家浩然聚在一起,身上很冷,心里很热。这叫“神仙会”,都坦露胸怀交心。我和浩然,是50年代初期一同写作投稿的文友。我写诗,他也写过诗,后来转成写小说,成绩越来越大了。他却很羡慕我们北大出来的。我听浩然谈,收获很大,在日记里记录下来。
浩然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去计较任何东西,只要埋头苦干写作,把我们的理想,寄托在作品中。我在农村见到的问题多了,有的干部就是地痞,欺压百姓。你照实写,谁给你发表！我呢,写自己心中理想的干部形象,正面歌颂,这叫树红旗的写作方法。这就解决了既写了现实,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这是最大的幸福。
浩然说到政治上的成熟------世故。劝我不要太天真,把问题看的简单。说到让历史去证明你,就太晚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树大会招风,也只有树大了,风才拔不动你！我铭记下朋友之嘱,并愿共勉。
这真是一段精彩绝伦的作家自白,好一个树红旗的写作方法！它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假大空瞒和骗的文字垃圾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什么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过是一块奉命写作的遮羞布。在这段话里你还能看到一点社会的责任与作家的良心吗？为了自己的所谓成功,弄虚作假粉饰现实指鹿为马都是他囊中之物,拿来就是！什么对历史负责,笑话,我还能等到那一天？那不是白了少年头嘛！是傻子才干的事！
有了浩然这样的少年老成,终身奉行圆滑世故的独白,你还指望他还能写出有血有肉真情实感对苍生敬畏对历史负责反映了社会真实的作品吗？
这样说也许对浩然不够公正。因为浩然未写出来,别的作家写出来了吗？浩然写农村的作品是假大空高大全,别人的作品就是真善美了吗？当然都不是！有人也许会说,浩然说出来了,还有他老实坦诚的一面,那些未说出来的可能更虚伪更狡诈。这话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作为文革十年只有八台戏一个作家,研究他确实有标本意义。一个作家是浩然而不是别人,并非是偶然事件。
也许不该苛求于前人,尽管有许多人,迫于当时的压力,说过违心的话,写过弄虚作假的文章,但不能把这笔账都算在他们头上,那是当然。在三千七百多万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的惨烈现实面前,谁该承担多少历史责任,就得承担多少责任！历史的法庭是公正的,谁也别想逃脱历史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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