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金融学者将改革衡量经济表现的基本指标：除了人们熟知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数据以外，还将加上一个衡量金融冒险程度的指标。由此，人们通常对增长的关注，将被一个衡量增长突然崩溃风险的指标所调和。本月就特别需要一个风险加权指标来反映政治上的不确定性：美国马拉松式的大选真人秀、中国气氛紧张的领导层换届、再加上欧元区政界大肆鼓吹无政府主义，让非风险加权的经济预测几乎变得毫无价值。尽管美国大选已经结束，但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说明了这一点。IMF尽职尽责地给出了一项精确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6%。但它警告称，这项预测建立在如下政治前提之上：美国政界人士避免让经济跌落财政悬崖；欧洲政界人士确保欧元区完整。IMF或许还应补充表示，这项预测能否成真还取决于中国新领导层的方针。中国是会甘心接受7%至8%的经济增长率、承认内需主导的可持续增长不可能实现1990年至2011年间那种10%的增长率，还是会推出大规模刺激、就像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做的那样？
很明显，这些政治问题的答案远比对新屋开工数或出口增长预测所做的微调重要。例如，在美国，财政悬崖所涉及的增税和减支至少相当于明年GDP的4%，比IMF在其基线假设中所用的数值高出2.5个百分点。如果把乘数保守地定为0.8，IMF对美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2.1%）将降至接近于零。同样，中国在雷曼破产后推出的刺激政策，使其经济的同比增长年率从2008年第四季度的6.8%，飙升至2009年第四季度的10.7%；中国若再次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将对其经济前景造成严重影响。与此同时在欧元区，对欧元区无序解体所做的合理分析显示，希腊和德国的经济产出将分别因此骤降13%和7%。考虑到这些影响，IMF对欧元区增长的精确估计似乎没多大价值。
没有谁比IMF内部人士更明白这些预测的不可靠性了，他们的报告没有考虑大幅偏离基线假设的情形——比方说欧元区当局未能抑制住主权国家和银行业危机、但远不致欧元区解体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资本将从欧洲外围国家逃到核心国家，从高风险企业债券逃到仍相对安全的主权债券；在欧洲以外地区，普遍的避险情绪将产生一种“回波效应”。按IMF的模型计算，欧元区外围国家的GDP将较基线预测收缩6%。美国、日本、新兴亚洲国家、中东以及非洲将受到严重影响，它们的经济产出将因此收缩约1%。
根据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斯科特•贝克(Scott Baker)和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以及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史蒂芬•戴维斯(Steven Davis)设计的一项新指标，美国现在的政策不确定性似乎比最近历次选举期间都高，唯一的例外是受雷曼影响的2008年。这一不确定性还高于1987年股市崩盘之后、第一次与第二次海湾战争时期、以及1998年俄罗斯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债务违约时期（见图表1）。在欧洲，政策不确定性去年11月在希腊领导人提议就紧缩政策进行公投后飙升，目前仍远高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或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被收购时期（见图表2）。以往，政策不确定性都是在政府为应对经济冲击而采取紧急措施时飙升，而现在，政策不确定性更多地源于政治因素。布鲁姆教授的分析显示，长期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是美国面临的核心问题（见图表3）。
与美国类似，中国和欧洲的政界人士正在努力解决他们已回避多年的结构性问题，因此，不确定性不大可能会降低。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经济复苏会受到进一步的拖累。布鲁姆教授及其合著者发现，不确定性对投资、就业和产出都构成拖累。野村证券(Nomura)的刘易斯•亚历山大(Lewis Alexander)估计，不确定性每增加一个单位（定义为标普500指数成份股公司盈利预期离差增加一个标准差），会造成GDP在一年里收缩0.5%（见图表4）。
然而，旷日持久的不确定性还会造成第二个后果，这个后果与经济预测的一个古老真理有关。在不确定性很高的时代，精确预言的价值是可疑的；预测所涉及的风险比预测结果本身更重要。尽管目前流行贬低金融学及金融学模型，但金融学家在这方面却早有建树。早在1966年，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就发明了一种综合衡量证券预期回报与持有该证券的预期风险的指标。如今，我们应该创立适用于整体经济的类似量度：以预期产出除以衡量预期产出所涉及风险的指标，即用于衡量经济增长的“夏普率”(sharpe rat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