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那时，刚发生过中苏珍宝岛事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不断侵扰我国边境。内蒙古处于北部边疆，人人诚惶诚恳。包头市青山区三天两头测试防空警报器，凄厉的声音让人听得撕心裂肺、刻骨铭心。
危在旦夕，战争一触即发。毛泽东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林彪副统帅也发布了一号命令：“准备打仗。”
上面一声令下，全国各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开始作“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迅速掀起了一场挖防空洞搞备战的运动。从机关、工厂到学校、街道，几乎各行各业，家家户户，人人都参与挖“防空洞”，形成了一场以“深挖洞”为形式的波澜壮阔的群众性人民战争。
那时，许多人下班后放弃休息，拿上自家的工具，参加单位，社区的防空洞挖掘。当时条件下的挖掘工具仅有铁锨、洋镐。男女老少齐上阵，夜以继日三班倒。大家拼命地去挖去掏，磨破了手，累损了腰全然不顾。大车、小车、筐筐篓篓、盆盆罐罐，推的推、拉的拉、挑的挑、抬的抬，车水马龙，热火朝天，场面感人壮观。
记得市里给我们单位划分的地段在东河区西脑包的圪蛋上，那个圪蛋里头全是胶泥，十分坚韧，一镐头下去，只留下一个道道，我们将镐头的半边割去，一人掌住镐头，另一人用大锤击打，一点一点艰难地掘进。洞本来就不大，工作面更小，人只能弯着腰，锤头也抡不开，挖得十分辛苦。开始的时候累得骨头架都要散了，手上打满了血泡，后来，过了半个多月才慢慢地适应了，再往后就觉的没那么苦了，反而觉得很好玩。
我们的工作程序是，先在地上垂直向下挖一个二十米左右的竖井，再在井底向两面开挖，挖出的土用栓在钢丝绳上的半截油桶由卷扬机吊上井口倒掉，挖洞的人也坐在桶内上下。一次，钢丝绳断裂，我连人带桶掉入井底，幸亏只是崴了脚，休息了几天就好了。
“备战备荒”天天讲，我们日日打洞不停止。因为洞里漆黑一团，没有矿灯，单位仅给了两盏煤油灯来照明。灯光小了看不清，灯光大了直冒烟，我们鼻孔熏得黑黑的，洞里的空气潮湿憋闷，散满了呛人的煤油烟味。进度越来越慢，大伙儿情绪低落，请求领导改善照明条件。但当时只有煤油灯，再无别的办法，也只好作罢。
从大会战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干活。手上起泡了，轻伤不下火线，让卫生员用胶布一包，继续挥镐刨土。那毕竟是重体力活，每个人的胃口都非常大，一顿吃一斤干粮不在话下。可那时每个月的定量只有30斤，根本不够吃，单位就号召其他人勒紧裤带，支援挖洞大军。
记得挖到二里半（地名）时，那里的地下都是沙砾，十分松散，极易跨塌。一天，防空洞的井壁突然坍塌，将人埋了进去，经过全力抢救，将几个堵在横洞里的人救了出来。但是有一个人虽拣回了一条命，还是残废了，进入了邓朴方的队伍。
那是一个政治氛围浓厚的时代，老百姓特别听话，上面叫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在紧张、繁重的劳动之余，还要不时地手举红宝书，开誓师大会，批斗大会和学习会，即便在万分疲惫时也不例外。
每逢休息时，我们总是用疑惑的口气谈论道：如果真打起仗来，就靠咱这地道抗得住飞机大炮轰吗？有位当过矿工的老兄说：别说这黄泥沙打成的土洞洞，就是钢筋水泥灌成的地道，也难顶得住啊！大伙儿附和着说：“人随时代草随风，上面的政策咋讲，咱就咋干呗。反正每天给开工资，干啥不一样！”
这些防空洞和曲曲折折的地道一般都比较粗糙，没有很好的防水和防潮设施，挖好不久就基本上报废了。后来苏联和美国并没有打进来，原子弹也没有扔过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上都先后都被填埋了。
地下的世界是一个悖谬的空间，既是一个安全的处所，又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时光流逝，那种不安定的生活早已烟消云散，回忆起那些挖防空洞的历历往事，有时会觉得十分可笑。挖防空洞是为了打起仗来能避险，可是有些防空洞连几场雨都经不起，怎么能抗击现代化战争炮火？其实，只有和平，才是人类最好的掩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