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出游，或饱览山川胜景，抚古感今，或巧遇奇物，幸会雅客，顿生佳致，都会情不自禁地漫吟成诗。古代亭台馆阁、酒楼驿站，大多备有诗壁，专供诗兴大发者及时涂鸦使用。
施耐庵着《水浒》，在第三十八回写过宋江于浔阳楼寻那已有不少留咏的白粉壁上题“反诗”一节，就很精采。小说人物宋江，怎么看也算不得诗人，他只是倚栏畅饮，感慨身世坎坷，借题诗发发牢骚而已。说是“反诗”，那是黄通判读到宋江所作的《西江月》词的“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以及词后诗的结尾“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闲气不顺，遂故意将宋江的牢骚和“不依本分”联系起来，定性为“谋反”。题诗闯祸，说大即大，说小也小，但施耐庵愣要把这事做大，以便后面好写戴宗运神行法为宋江送信，让宋江装疯，所以必须先着墨去写黄通判与知府的勾搭。这个勾搭，就是黄通判向知府告密宋江浔阳楼题吟反诗。
倘若宋江有牢骚憋着不发，有诗不题，下文未必如此曲折；施耐庵让宋江不但题了，还意犹未尽地题了一词一诗，是因为此前“备下三笔”步步紧逼的结果。这三笔，即宋江寻友不遇(正郁闷难排)；信步出城，望见酒楼，上悬苏东坡题写的“浔阳楼”大字匾额(欲借酒浇愁)；近得楼前，又见朱红华表柱上的五言对联“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联想自己寒士无名，此时怨愤顿积，最易暗生异心。三逼之后，气氛如此，情绪如此，纵然不善诗的宋江已至不吐不快(他人题得，我也题得)，故清代金圣叹于此评点道：“替他挑动诗兴……真是绝妙之笔。”
在现实生活中题诗惹祸的，多是赋诗敏捷的大诗人。慢工出不了细活儿的，吭哧半天写不成一句，倘若警觉后悔，那半天时辰足够后悔两个来回的，料也无妨大事。赋诗敏捷的，提笔即书，挥洒过快，方有警觉，已经诗飞如箭，追也难及了。
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就记有东坡题诗误赏的事。当时有位名叫可遵的僧人，诗本凡恶，却爱吹牛，有次偶然因其咏汤泉的“直待众生总无垢”一句为东坡所赏，题了一首绝句于壁间。可遵闻之，矜诩非常，立刻去追东坡一行，正好在途中又读到了东坡的《三峡桥》诗，可遵对东坡道：“(我也)有一绝，欲题(你的)《三峡》之后，旅次不及书。”遂当众朗吟曰：“君能识我汤泉句，我却爱君三峡诗。道得可咽不可漱，几多诗将竖降旗。”非但将自己与东坡并论，而且还一竿子扫倒他人。东坡见状，非常懊悔前日未得深知其人就轻易赏拔的错误，又厌恶其无礼，遂匆忙乘车而去，可遵居然大言不惭道：“子瞻(东坡)护短，见我诗好甚，故妒(嫉)而去。”
东坡自找晦气，尚不担忧题诗会贻害他人，朱熹老夫子的题诗却为庸医作了虚假广告，出手即后悔莫及。朱熹有足疾，曾请过一位江湖道人为他施行针灸，旋觉轻安。朱公大喜，厚谢后还赠诗一首：“几载相扶藉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是从前勃窣(跛行)翁。”道人得诗后立马溜之乎也，不久，朱公足疾疼痛甚于以前，再令人去寻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朱公叹息道：“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诗，恐其持此误他人尔。”朱公没有深知疗效就大肆褒扬，已经吃亏，想追回题诗并非要追究其医疗责任，只是担忧道人会持诗招摇误害他人。
看来，但凡举事都必须谨慎，《尚书》说过“慎阙初，惟阙终(事之初必须谨慎且思及后果)”的道理。深知在前，谨慎为人，未必不英雄；断语在后，谨慎处世，未必无气概。名声愈响的公众人物，动静大小都算个“广告”，都有社会“热敏效应”，先解“谨慎”二字，既是善待自己，也是善待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