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网上调查显示，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59%有离开的打算，另有11%已展开了离开的行动。
他们选择离去的主要原因是：房价太高、消费水平高、难以融入该城市、工作压力大和竞争激烈。”不少人对这一趋势表示欢迎。
他们认为，大城市目前已经不堪重压，年轻人不宜眼界太高。大学毕业与其在“北上广”当“蚁族”，不如退居二线城市发展。这也是市场对人力资源的健康调节。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唐黎明女士，则以动人的感性对此提出质疑：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杨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二三线城市发展快，房价低，工资水平也不错，建议女性‘蚁族’到那里去发展。杨澜话音刚落，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就给了她强有力的支持。
两家机构联袂宣布，1~2月，北京市四环以内期房均价突破3万元大关，达到每平方米31220元，同时六环以外的房价也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到每平方米10409元。在冷冰冰的房价火箭面前，陈华伟代表的看法确实不容置疑，而杨澜委员的温婉建议更是显得那么贴心。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春节期间东方卫视的一期节目“阿拉都是上海人”。在那期节目里，作为上海人优秀代表的杨澜女士动情地谈起了自己的外婆在上海的奋斗史。
当年，为了逃婚，杨澜的外婆只身从宁波来到了上海，通过缝补衣服白手起家，并在这里生儿育女，让一个家族慢慢繁衍兴盛起来。
对此，杨澜无比感慨，她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城市慷慨的包容了无数像她外婆这样的草根阶层，给了他们奋斗的机会和希望，上海才有了今天如此迷人的内涵和强大的根基。
我们相信，无论是作为委员的杨澜还是作为外孙女的杨澜，她在镜头前的发言其实都是完全真实和诚恳的。如果说她关于城市的这两番话看起来有什么冲突的话，其实只能说明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本身可能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偏差。
一线城市房价攀升带来的一个阶层的整体挤出效应，不但吹熄了草根阶层内心的希望，也会动摇中国城市化进程那看似坚不可摧的根基，因为它把城市化的源头活水，移民及其社会流动，选择性的阻断了。
恰恰是这一流动趋势，才是中国过去30年城市化的动力与活力之所在，而京沪商业区那些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只不过是脆弱浮华的表象而已。”
这种情感的质疑，其实一直指我们的经济理性。“逃离北上广”的潮流显示出：中国的未来已经被房价所劫持。
笔者一贯认为，市场上的高房价会降低城市人口素质、伤害中国的竞争力。应该说，近年来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发展迅猛，许多大企业、外资在那里安营扎寨。一线城市的人才向二、三线分流，也属于正常的市场调节。但是，分流以后，一线城市怎么办？
这个问题看似荒唐。明摆着：一线城市的“蚁族”早就人满为患，怎么分流还会有问题呢？我五六年前写过一系列文章（收入《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和《怎样做大国》两书中），分析并呼吁中国早点为劳工短缺作准备。当时许多人称我是在美国住得太久，“不了解中国国情”。现在看看如何？究竟是谁了解“中国国情”呢？
相对于其他的政治、经济因素来，只要统计资料周全，人口趋势相对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而且，如果说经济趋势是条小快艇的话，人口趋势就是只航空母舰，进入自己的航程后，掉头非常缓慢。
如今高考人数每年都在下降，年轻劳动力的供应开始减少已经是个不争之事实。这种趋势，早晚会影响到一线的城市。
首先，我们不妨先看看“北上广”的性质。
“北上广”被称为“一线城市”。所谓“一线城市”，是指中国的国际性大都市：不仅人口规模最大，其经济也和世界经济高度整合。除了“北上广”外，深圳、天津、重庆等大都市也可勉强算入“一线”之列。
这些“一线城市”，构成了中国经济的神经指挥系统，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基于两大动力：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是从“自力更生”式的封闭社会走向与西方所领导的世界秩序的整合。
中国在这一时期是外资、发达国家的企业“外包”的主要目的地。外贸出口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引擎。这种“外来影响”遍布中国各地。
特别是沿海地区，哪怕中小城镇的经济也瞄准着国际市场。但是，内地和沿海中小城市的经济，离开了“一线城市”的服务则很难运作。
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在八十年代以前，双方长期“老死不相往来”，在发展水平、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等方面，有着巨大的鸿沟，彼此并非一夜之间就能“接轨”。
“一线城市”的关键性国际功能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来。因为“一线城市”多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才集中，资讯发达，且最先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进而在这种二元结构之间充当起桥梁。
这从“北上广”的社会现实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一方面，这些城市的金融贸易中心，与纽约、东京、伦敦、巴黎几乎在一个平面运行，国际商业巨头在这些城市间的穿梭活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另一方面，“北上广”居民从内地雇佣的保姆，有不少还不理解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为什么需要分开使用。
比尔.盖茨、巴菲特到了“北上广”，和这些乡下人的物理距离也许就在咫尺之间。更不用说，这些保姆家乡邻居家聪明的孩子，可能已经在美国的名校毕业，并在华尔街工作有日，目前衣锦还乡，正以其跨越两个世界的丰富经验，在“北上广”扮演着整合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性角色。
这也难怪，“一线城市”常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城市，服务业在其经济中的比重比起二、三线城市来要高得多。没有“北上广”的中介，中国内地经济就会和世界市场脱节。
在一个昨天还不懂得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需要分开、今天就要生产iPhone、明天就要为世界创造绿色能源的时代，“一线城市”最需要的是能够适应变化、跟得上日新月异的经济与技术转型、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
年轻人还没有成功时是“蚁族”，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美国大学生毕业后奋斗，在纽约住地下室、和老鼠同屋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是多少代人之间的传奇。不过，这种落魄，和创造是同步的。
许多高科技产业，就是在发明者简陋的车房里起家的。等这些人功成名就、有钱住得起豪宅时，对社会而言反而没有创造力甚至停止创造了。比尔.盖茨创建微软时年方二十。Mark Elliot Zuckerberg创建facebook时还不足二十。在硅谷年过四十就“老了”。
可见，即使在美国这种成熟的经济中，年轻人也最具创新的能力。中国则属于崛起经济，变化比美国剧烈得多。跟上、适应、并最终领导这种变化，则非要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不可。
比尔.盖茨对世界贡献最大的时候恐怕还是在他创业阶段，而不是功成名就、获得了巨大财富之际。财富和名望反映的是过去的业绩，而非进行时态中的现在。
用房价门槛把创业期和创业准备期的年轻人驱除出“北上广”，实际上就等于把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人从经济的神经系统中清除。
西方素来有“旧财富”(old money)与“新财富”(new money)之分。所谓“旧财富”，是指继承财富，许多有闲阶层可以靠着这笔财富而不必工作，在家养尊处优。
“新财富”则往往是自己创造的财富。创造者们经常是出身寒微的“自我造就的人”，并且一直拼命工作。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旧财富”与“新财富”拥有者甚至选择的居住地点都有所不同。
比如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纽约曼哈顿上城东区、波士顿的Beacon Hill等等，都是这些“旧财富”拥有者的聚居地。
而硅谷、曼哈顿下城区等等，则为“新财富”所主宰。这种“新财富”一直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从来不会被“旧财富”所边缘化。美国社会崇拜的，还是“自我造就的人”，乃至在日常生活中你会看到有钱的绅士淑女们对餐馆里端盘子的年轻人十分尊重。
中国刚刚经济起飞，但在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发布的《全球生活成本》的城市排名中，北京位居全球第9，上海第11。
这种地位显然是被高昂的房价所推上去的，而中国的人均GDP也才排在世界第98位。这就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很难在生活费用如此高的大城市生存。
如果我们把房价作为“一线城市”的准入门槛，使那些有智力资源而暂无经济资源的年轻一代不得其门而入，那么“北上广”就会迅速沦落为“旧财富”的城市，使之从中国经济的引擎蜕化为寄生阶层的堡垒。“逃离北上广”所说明的，是社会流动的停滞、中国正在迅速地化石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