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自杀，是一种坏现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自杀者的多寡，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评价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尺度。自杀者多、自杀率高，意味着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着很严重的问题。中国似乎从未公布过年自杀率，有无这方面的统计，亦不得而知。但国际上有对中国年自杀率的估计。通常认为，世界平均年自杀率是10人/10万，中国的年自杀率是23人/10万，是世界平均数的2.3倍。由于中国的自杀率是国际上代为统计的，可能不太准确。但中国的自杀率高于世界平均数，则是确定无疑的。
离婚，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可就不能一概而论了。离婚，有时候是悲剧，有时候是喜剧，有时候是正剧。自杀率，可以说愈低愈好。离婚率却不能如是观。离婚率太高，当然说明社会在某个方面不太“正常”。但离婚率太低，却非但不能说明社会的“文明”、“进步”，相反，倒是意味着社会的野蛮。自杀率，是难以通过强制的手段控制的。一个人执意要死，任何铁则钢规也管不住。但离婚是一种法律行为。国家完全可以把离婚率控制在最低限度，甚至让离婚率为零，也不难做到。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的离婚率是极低的，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的家庭比这些国家幸福得多。
自杀和离婚，是两件事。但有时又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的“文革”时期，自杀率和离婚率，就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本就是自杀率较高的国家，“文革”时期的自杀率，就更高了。自杀，原因虽然多样，但通常与政治无关。而“文革”时期，迫使人们自杀的，除了通常的原因外，还有政治性原因。政治性自杀，是“文革”时期的常见现象。邓拓、田家英、老舍、傅雷夫妇，都是不堪迫害而自尽的。我们知道的“文革”期间自杀的各界名人，就多不胜数，但这也只是那时期政治性自杀总数的冰山一角。由于政治迫害并不只针对名人，普通人同样遭受着残酷的迫害，因此也同样会含冤而自杀。在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普通人的政治性自杀，不会引起关注，死得无声无息，亲人们恐怕连哭都不敢出声。这样的因政治性迫害自杀而死的普通人，“文革”期间有多少，其实也是应该认真统计的。现在统计还来得及，再晚，可就难了。但这些话说了也是白说。总之，这个数字肯定是很惊人的。
政治性自杀者，再加上通常原因的自杀者，“文革”期间的自杀率，应该远高于其他时期。而与此相反，“文革”时期的离婚率，却低得惊人，低得让不了解那时代的人目瞪口呆。
上海的“文革”研究专家金大陆先生所著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有对这时期上海离婚情况的介绍分析。金先生在细致地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后，对那十年间上海各区每年离婚的夫妻有多少“对”，都有准确的说明。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本是十里洋场、东方魔都、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有着上千万人口的上海，离婚的夫妻总对数，是6489对[1].十年按3650天算，那这十年间，上海平均每天只有不到1.8对夫妻离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样的离婚率是“骇人听闻”的。这还是上海。在偏远些的地区，在农村，离婚率就更低了。
如果有人以“文革”期间离婚率奇低为由来赞美“文革”，来歌颂“文革”时期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安定，那就要么是无知，要么是良心叫狗吃了。这样的人，还真有。金大陆先生在介绍了“文革”时期上海的离婚情形后，悲愤地说：“此中难道真的漫溢着一片晶莹剔透、圣洁如玉的情感吗？难道真的存在着一个莺歌燕舞、和谐美满的乌托邦吗？——此中存在着的是一座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圭臬的‘社会伦理裁判所’！”[2]“文革”期间的离婚率低，不是因为人们不愿离，而是因为国家政权不准离。通常的离婚原因，在“文革”期间都不被认可，都不成其为原因。没有爱情、感情破裂，这在今天是最常见的离婚理由或借口，因为这样的理由或借口最能被认可。而在“文革”期间，这恰恰是最不能被认可的理由，是最说不出口的借口。那是一个总体性社会，那更是一个政治全能的社会。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一切问题都关乎政治思想、政治觉悟、政治立场。结婚是如此，离婚也是如此。既然结婚了，为什么要离婚呢？想离婚，说明思想出了问题，说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想离婚，更说明对现实的不满。而“对现实不满”，那可是很大的政治罪名。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要离婚，就是蓄意以此种方式给社会主义抹黑。金大陆先生说：“进入‘文革’运动后，尤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血统论’及后期的‘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直接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剑悬临在市民生活的头顶上，随时随地可劈刺下来……那么，既有阅历又有家室的中年人，即便在婚姻上或因性格志趣，或因经济家务，或因习性情感（毋提‘性和谐’之类）等出现了裂痕，则是绝对不敢迈出离婚这一步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整个社会在道德层面上，对‘离婚’持强烈的负面评价（当时的书报极力宣传‘美帝’、‘苏修’的离婚率高，以证实‘生活腐朽’），更因为这一系列‘非政治化’的离婚理由一旦公开提出，立即就会被贴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标签，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前途。”[3]
没有爱情，不是理由；感情破裂，不是理由；性格不合，不是理由；经济纠纷，不是理由……一切非政治性的理由，都不成其为离婚的理由。至于“性生活不和谐”这样的话语，那时的人们是听不懂的。如果有人以此为由要求离婚，那会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引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警惕。这个人从此也就成为经常批斗的对象，从此沦为贱民，不被乱棒打死，也会被唾沫淹死。许多夫妻，相互已厌恶至极甚至仇恨至极，也只能仍在一起生活着。由于那时住房极其紧张，很多夫妻连分床都不可能，虽然相互已经厌恶甚至仇恨了，每晚也仍然在一张床上躺着。那时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忍着、挨着、熬着的夫妻，不知凡几。由这样的夫妻组成的家庭，要么如冰窖，要么如战场。如今50来岁的一代，许多人就是在这样的冰窖或战场上度过少儿时代的。金大陆先生采访了一些当年的孩子，在书中让几个人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了“文革”期间的家庭故事，有的是自己父母的故事，有的是邻居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很耐人寻味，都能从一个侧面说明“文革”时期人们是生活在怎样的境遇里。
受访者A说，自己从记事时起，就觉得父母性格不合，就看到父母经常争吵。后来，在大吵过几次后，突然不吵了，“热战”变成了“冷战”。分床而眠还不够，父亲还“自己开伙”。进入“冷战”后，父母“从此形同路人，从不搭理一句话”，有事则通过孩子传达。有一次，在机关上班的父亲把文件包落在家里，回来取时，发觉钥匙也在包里。母亲工作的小学就在隔壁，父亲却骑车兜个圈子去找上中学的孩子。一男一女，两个成年人，不说一句话，不睡一张床，不吃一口锅，却要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在同一个家里，十年，二十年。而这样的“夫妻”，在那时代绝非罕见。A说，“粉碎‘四人帮’后”，父母终于离婚了。如果“四人帮”不被“粉碎”呢，如果“文革”一直继续下去呢，这一男一女就只得一直这样“共同”生活下去，直到有一人死去，才算是实现了事实上的“离婚”。
受访者B说的是邻居的故事。B说，“文革”期间，自己家住的小楼里，有四家人家“有问题”。其中一家男人是煤气厂工人，经常在家打老婆，“打得鸡飞狗跳，小孩子惊叫”。邻居看不下去，便去劝架，反遭那男人刁难、欺侮，后来便无论怎样吵、打，甚至“喊救命”，都没人敢劝了。但“最终也没有闹离婚”。
“家庭暴力”这个概念，那时是没有的。男人打老婆，在毛泽东时代不算什么事情。一个天天在家打老婆的男人，只要“革命立场坚定”，只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只要对“阶级敌人”像对老婆一样凶狠，就仍然是“好同志”，就仍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那时代，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因为打老婆而失去党的信任，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这个男人的妻子如果以天天在家挨打为由要求离婚，也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一切非政治性的理由都不成其为离婚的理由，那么，就只有政治性的理由才被认可了。“文革”期间的离婚，通常都是政治性离婚。夫妻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另一方以此为由要求离婚，这才是“无可非议”，这才是“名正言顺”，这才是“入情入理”，这才是“天经地义”。家中有人成了“阶级敌人”，亲人们都被要求与其“划清界限”。亲生子女都往往宣布“断绝关系”，作为配偶，要求与其解除婚姻关系，就更是有理由了。这样的政治性离婚，是受到鼓励的。这其实很符合那时代的逻辑。那时代，一个人要求与另一个人结婚，理由也必须是政治性的。“高富帅”不是理由。对方才华横溢、风趣幽默，不是理由。理由必须是：政治思想好、无产阶级立场坚定、劳动积极、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既然结婚是政治性的，那以政治性的理由要求离婚，也的确顺理成章。婚姻的基础既然是政治性的，当一方成了政治上的敌人时，也就意味着婚姻基础的崩溃。所以，当一方成了“阶级敌人”时，另一方要求与其解除婚姻关系，在那时，不但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有法律上的合法性，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这是符合那时代的婚姻道德的。
“文革”期间的政治性离婚，实际情形当然并不一致。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另一方为了自己不受连累，为了自己此后的人生不至于太艰辛，要求与那“阶级敌人”彻底脱钩，这是一种情形。另一种情形是，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另一方为了子女的前途，为了子女的一生不至于太凄惨，要求与那“敌人”离婚。在这种时候，提出离婚的一方，实际上并不只是要让自己与那“敌人”脱钩，而是率子女与那“敌人”分手，是让整个家庭与那“敌人”断绝关系，是为保全家庭而把那“害群之马”清除出去。第三种情形，则是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后，另一方本人并无离婚之意，但在父母等亲友逼迫下，要求与对方解除婚姻关系。父母等亲友之所以进行这样的“逼迫”，固然有“无私”的因素，但也未必没有“私心杂念”在起作用。自己的女儿（或儿子）、自己的姐妹（或兄弟），其配偶成了“阶级敌人”，这意味着她（或他）今后的生活将只有苦难。不忍心见其落入深渊，故而以父母的名义、以亲人的名义，逼迫其离婚。但是，如果不离婚，受连累的又并不只有她（或他）自己。在那盛行株连的时代，一个人，自己的配偶是阶级敌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就成了“敌人”的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姐夫妹夫、嫂子弟媳等。这些人，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中，就有了一个“阶级敌人”，就有了一个政治上的污点，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中，有了一个把柄、一处软肋。所以，父母等亲友的逼迫，也往往有自己免除连累的动机。也正因为如此，那种本不愿意离婚的人，那种本来决心与那“敌人”共患难的人，在父母等亲友的逼迫下，也往往就与那“敌人”脱钩了。
政治性离婚，常常与政治性自杀连在一起。有人说过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文革”期间，那些历尽磨难而终于挺过来了的人，通常都有一个较温馨的家庭；而那些没有能挺过来的人，那些被迫害致死的人，那些以各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往往是在成为国家的敌人、政权的敌人的同时，也失去了家庭的港湾，也被配偶等亲人抛弃。一个人，在外面纵然受凌辱，纵然被欺侮，推开家门，有亲人在迎候，有亲人送上茶饭、送上安慰，就还能活下去，就还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意义。而如果在外面受凌辱、被欺侮，同时又遭亲人埋怨甚至抛弃，那就很难活下去了。在成为政治上的敌人后又被配偶等亲人抛弃，终于自杀，这样的情形在“文革”时期并不少见。但政治性离婚与政治性自杀，又并不只以这一种方式相关联。对方虽然成了“阶级敌人”，但自己仍深爱着对方，可为了孩子，或在父母等亲友的逼迫下，还是与对方解除了婚姻关系。解除婚姻关系后，自己的心灵日夜处于痛苦状态，精神终于崩溃，从而以自杀求解脱，这样的情形也是有的。
一般说来，婚姻的一方死了，婚姻就自然终结了，不存在与死人离婚的问题。但金大陆先生在《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中，还真说了一个与死人离婚的故事。这是接受金大陆先生采访的F说的邻居的故事。这邻居家的男主人，“文革”开始后，被揪斗，“家也抄了”。三个孩子，对沦为“敌人”的父亲，表现了极其坚定的“革命立场”。他们“对父亲很凶，还开家庭批斗会。父亲扛不住自杀了”。白天在外面被“革命群众”批斗，晚上回到家里，还要被自己的孩子批斗，除非是像顾准那样真正“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不然是活不下去的。父亲自杀了，可事情并没有完。父亲单位派人到里弄里贴了许多“死有余辜”的标语。母亲是到父亲单位要求与已成骨灰的父亲离婚。“据说三个孩子也写了什么信。”能写什么信呢，无非是表示坚决与那骨灰“划清界限”，坚决支持母亲与骨灰离婚罢了。
前面说，一个人要自杀，任何铁则钢规也阻止不了。这是说，任何铁则钢规都拦不住一个不顾一切地要去死的人。但如果这人对身后名声还有所顾忌，对亲人是否受连累还很在意，那反对自杀的规则就还能起些作用。实际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几十年间，军人、干部，如果自杀，是被视作“变节”的，是要作为“叛徒”对待的。七十年代末，我上大学时，一位同学不堪失眠痛苦，在病房里自尽了。他的当着高级干部的父亲，到学校来了一趟，但拒绝去看一眼儿子的遗体。来学校，是作为亲属处理后事。拒绝看一眼死去的儿子，是作为高级干部，表示与“叛变”了的儿子划清界限。此事给我强烈的刺激。自杀即意味着政治上的变节，这种观念至今还在一些人头脑里留存着。五年前，某大学一退休教授因感到“生意已尽”而自尽，竟有人写信给单位党委，要求开除他的党籍，理由是：“他并无无法忍受的病痛，为什么要自杀呢？”此事又一次给我强烈的刺激。本是“好同志”、“好干部”的人，自杀了，尚且沦为叛徒，且给家人带来麻烦，那本是“阶级敌人”的人，自杀，就一定是因为“畏罪”，就更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就更会使亲人受连累了。我的那位自杀的同学，人很聪明，与同学相处得很好。我后来才意识到，他其实得的就是忧郁症。但七十年代末，中国还没有“忧郁症”这说法，中国人还不能理解“忧郁”竟能导致自杀。把自杀视作政治上的“叛变”，是不能不细想的事情。叛变，意味着脱离自己本来从属的阵营而投向敌对的阵营。自杀，客观上当然脱离了自己本来从属的阵营，但并没有倒向另一个敌对的阵营。除非把迷信所说的“阴间”也作为一个敌对的阵营，除非认为迷信所说的阎罗王也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不然，自杀即叛变的逻辑，实在难以成立。把忧郁症导致的自杀也算作政治上的变节，这逻辑虽然荒谬，但却实际地阻止了不少人的自杀，尤其减少了政治性自杀。一些被戴上“叛徒”、“反革命”帽子从而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本想一死了之。但一想到自杀后，头上“叛徒”、“反革命”的纸帽子、布帽子就变成了铁帽子，且亲属要受到更大的连累，也就不敢死了。若非如此，那年代的自杀率还要更高。
文艺理论家叶以群，1932年加入中共，曾任左联组织部部长。1949年后，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曾是中共重要的文艺干部。“文革”开始后，叶以群受到张春桥迫害。叶舟所写的《叶以群的最后十年》一文中说，刚受到迫害时，妻子问他如果被抓起来，会不会自杀，叶以群“活动地否定”：“自杀是反党行为，我是党员，我不会自杀，自杀了你们就要变成反革命家属了。”[4]张春桥们拼命要把“反党”的罪名安到叶以群头上，叶以群拒不接受。但如果自杀，那就不是“反党”也是“反党”了，老婆孩子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家属”。这样的顾忌，使得初遭迫害的叶以群，决心决不自杀。然而，不久之后，叶以群还是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叶以群是1966年8月2日凌晨自杀的。在“文革”开始后的政治性自杀者中，算是较早的。但“文革”时期第一个政治性自杀者，应该是邓拓。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5月17日深夜（18日凌晨），邓拓即弃世。在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的最后，邓拓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的。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5]
我过去把邓拓这类人自杀前的这种政治表白，视作是愚昧和奴性的表现。现在觉得，这样的理解，可能有些简单、肤浅了。我们再来看叶以群给妻子和孩子的遗书：
素明暨孩子们：
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犯下的罪行，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党一向对我爱护、宽大，只是由于我的旧思想、旧习惯改不过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破除，所以错误一犯再犯。现在事已太迟，已经无法清偿，也不可能立功赎罪。近日身体、精神都在变坏，如再拖延下去，既对党不利，又会不断增加你们的精神负担。思想上几经反复，只好最后走自己处决的路。
以后，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你们受我的毒害都还不深。
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一定可以在党的帮助下，大家团结起来，克服各种困难。孩子们稍大一点，都尽早争取到边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家庭里去，尽早离开自己的小家庭，小家庭里教不好孩子。他们应该忘记我的一切，但不要忘记我的这辈人所犯的罪恶，并且从中吸取教训。
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你们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共产党的话！为党立功！[6]
邓拓的自杀，可能多少有些“示范作用”。此后田家英、老舍等人的自杀，多多少少是对邓拓的仿效。甚至叶以群的跳楼，也未必不是受邓拓影响。但邓拓给北京市委的遗书，叶以群却不可能看过。叶以群不可能模仿邓拓遗书的写法，但写得却与邓拓如出一辙。他们清楚地知道，自杀就是“反党”、“叛党”，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为了减轻一点自杀行为本身的罪孽，为了让死后的污名不至于太严重，他们要为自己的自杀找一个能说得出口的理由。而唯一能说得出口理由，就是身体的病痛。身体时刻处于病痛中，所以自我结束生命。但又并不强调是因为病痛难忍才自杀。如果把个人求得从病痛中解脱作为自杀的理由，那就仍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就仍然显得对党不够忠诚。身体处于持续的病痛中，拖下去，“对党不利”、“徒然增加党和人民的负担”，所以采取这种手段。这是在强调：自杀，仍然是在为党和人民考虑；自杀，是最后一次为党和人民作贡献。至于那种今天读来令人悲哀的政治表白，除了愚昧和奴性的因素，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策略。激烈的政治表白，庶几可减轻一点死后的污名，而这首先对家人有利。自己的污名轻一分，家人受的连累就轻一分。对家人的担忧，在叶以群的遗书中表现得更充分。这样的遗书，叶以群知道是要交给组织的。在遗书中，叶以群先行与家人进行了切割。一个人，如果在遗书中要家人彻底忘记自己，那就是很“绝情”的表现了。但叶以群连这样的“绝情”也不敢。他不能让家人忘记自己。他必须要家人牢记自己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遗书中那句“你们受我毒害都还不深”，更是煞费苦心。邓拓遗书直接写给北京市委。叶以群身份、地位与邓拓不同，所以把遗书写给家人。但实际上，叶以群字字句句都是写给“组织”的。他在向组织表明：我已经让家人与我彻底划清界限了！我已经让家人永远仇恨我了！更何况，他们受我的毒害不深！求求你们放过他们吧！
金大陆先生说：“上海‘文革’十年共6489对的离婚数，是一个冷漠而残酷的数据！”张春桥也是在“文革”期间离婚的，也算是政治性离婚。“文革”时期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出狱后写了回忆录《十年一梦》，其中说，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抗战时期曾被日本人捕获并自首。“文革”期间，张春桥从上海到了北京，进入政治中枢，妻子仍留在上海。妻子的历史问题，成了张春桥攫取更大政治权力的阻碍。按徐景贤的说法，张春桥与文静“感情甚笃”。但张春桥的政治野心肯定会战胜夫妻感情。徐景贤说：“张春桥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正处于关键时刻，今后他将面临尖锐的斗争，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决不能授人以柄……他下决心采取进一步的果断行动：和文静离婚！”其时，张春桥已贵为政治局常委。在“文革”期间的政治性离婚者中，张春桥应该是政治地位最高的了。进京前，张春桥长期在上海工作。他这样的人进京任职，应该是不迁户口的。如果他的离婚也经过了民政部门，那么，“文革”十年上海6489对离婚夫妻中，应该有张春桥、文静这一对。
参考资料
[1]见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上册，第32页。
[2]见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上册，第32页。
[3]见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上册，第32页。
[4]见叶舟《叶以群的最后十年》，载《文汇月刊》，1989年第12期。
[5]见袁鹰《玉碎》，载《报告文学》，1986年第5期。
[6]见叶舟《叶以群的最后十年》，载《文汇月刊》，1989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