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文学”是让很多人读不懂的，于是它被一些人高看。但终究文学还是要让更多的人“读懂”，于是解读文学作品就成为一项工作，有了文学批评家。诚然，“一百个人读莎翁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作家对自己文本的解读，对读者和文学批评家而言无疑是值得重视的，是有价值的，无论如何它是作者亲言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吧。
一、莫言如此痛骂自己“很卑鄙”
莫言因文学成就获诺贝尔奖自有其道理，也值得祝贺。但在获奖后接受凤凰卫视访谈，在谈到创作时，莫言为何骂自己“很卑鄙”呢？莫言“卑鄙”吗？不“卑鄙”吗？……
我们还是看看莫言怎么说。
2012 年10月14日凤凰卫视“面对面”在谈到小说《蛙》的创作时，莫言提高嗓门说：“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做深深的自我反思的话，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宽容的作家……不要把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归罪于外界，当历史上有一场巨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负有责任。”紧接着，莫言举例论证：“就像我们的反右派，很多右派都是受害者，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右派刚开始是想把别人打成右派的，但是没有把别人打成右派，反而被别人把自己打成了右派。”说到此，莫言似乎表现出一丝嘲讽和鄙夷。接着他又以自己为例：“文革中我才十来岁，但我认为我也洗不干净……我也背后往老师身上吐过唾沫或投过土块……很多人实际上是被裹挟进去的，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违心地干一些自己不愿意干的事……”哦，似乎很有“思想深度”啊！说到计划生育政策和《蛙》这部作品，莫言说：“我们不能完全归罪于像‘姑姑’这样的人，也不能一下子就整个归罪于国家，是你们制定了这个政策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包括我本人自己也有责任，也有罪过……”哦，文革中才十来岁的莫言都“洗不干净”也有“罪过”，那么中国人还能有一个“干净”吗？还要批文革吗？算了，人人自我批判足矣！莫言就这样立论了。
就《蛙》而言，莫言说他也有什么“罪过”呢？那就是违心地、冠冕堂皇地动员妻子按政策要求去把超计画的孩子“做掉”。莫言说，其实他是怕影响自己往上提升的仕途，到现在想到此还有深深的隐痛，“到了晚年，我想起来感觉自己很卑鄙啊！”“卑鄙”二字莫言有意说得很重。——呜呼，莫言是这样骂自己“很卑鄙”的！
二、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是非？有无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在阅读或曰解读莫言作品时，我们不能不看重莫言对自己创作的解读。于是我们不能不想：莫言“卑鄙”吗？不“卑鄙”吗？对莫言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我们不敢苟同。
莫言所说“历史上的巨大灾难”是指什么？是地震、洪水吗？从上述语境和莫言举例来看，不是，而应当指人为灾难，如日本侵华，如莫言所说的“反右运动”、“文革”以及《蛙》中所描写的“现象”等。那么莫言如上“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负有责任”各打五十板式的立论符合历史的真实吗？可以成立吗？诚如是，那么只要以“人性”的名义，这个世界就变成罪错人人有份没有主次，从而也无是非、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了。但这怎么可能？
正在播出的电视剧《国家命运》终于基本如实写到了中国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文革中被批斗毒打后自杀身亡，卫星设计院业务负责人姚桐斌文革批斗中被毒打致死，仅涉及两弹一星的科学家文革中就有10多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不堪凌辱而含冤以死抗争，请问，我们能说“不要把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归罪于外界”，“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负有责任”吗？——“无论……都”这是一个全称肯定判断——那么在莫言眼中，不知这些科学家们该负什么责任？还有老舍、吴晗、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等等，还有在武斗的枪炮中被流弹击中而死的无辜平民……反右、文革中并未整过别人而遭受迫害的千千万万普通人，他们要负的责任是什么？他们要“反思”什么？他们又该“宽容”什么？莫言能解说一二吗？如此一概而论难道不过于荒谬吗？莫言为何要如此立论？
三、莫言找到了确立作品“主题”的路径
以莫言小说《蛙》为例，它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从一个在乡村推行科学新法接生的“送子娘娘”转变为忠实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杀人恶魔”），并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敍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份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参见腾讯读书）。
在莫言看来：计生国策不能厚非或无可厚非，国家确有国家的难处；蔑视生命的恶行也不能“完全归罪”姑姑一类执行者，因为她和他们是“革命螺丝钉”忠实执行政策，很无辜。那么造成执行计生政策过程中那些蔑视生命不人道之恶的产生究竟是谁之过？该谁负责呢？这是一个难解之题，难立之意。可面对“姑姑”之原型戏剧化波澜起伏的一生和那些蔑视生命的现象、中国六十年生动的乡村历史画卷，作为作家的莫言发现了独特的题材独特的视角，他无法放过，他要写，太有写的价值了！但还是那个问题：如何确立作品的主题？
从莫言如今自己所说来看，他找到了，他“分析”并概括出了：那就是应当尊重生命——这是永恒的主题，不会错的；第二就是要“自我反思”和“宽容”，“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负有责任”；“姑姑”连同作家本人在内这样的“受害者”都要“做深深的自我反思”，甚至不惜面对电视镜头痛骂自己“很卑鄙”！作贱自己是不会犯错误的，也未必有人真的认为自己就是卑鄙之徒。但我们不知道除此之外，莫言本人并要我们“宽容”的是什么？
纵观莫言作品，其主题的路径似乎可以用这样的关键字概括：底层边缘化人物、乡村、饥饿与孤独、原始生命力、人性女性与母性等。而莫言在他的作品《欢乐》结尾处也似乎道出了自己的写作主旨：“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甚至还有红高粱中的小便与美酒——笔者加注）……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指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是的，莫言找到了这样的“出发点”，在这之中尽情鞭挞着人性之恶“很卑鄙”或赞美着他想赞美的人性之美的元素。这使莫言的作品常常带有亦真亦幻的“魔幻”、反差强烈，价值判断也时时模糊不清，时而让人惊叹，时而让人愤怒，时而使人茫然。
文学的古老含义是“心声”，这也许就是莫言的“心声”？但如果莫言作品深刻、丰富到使一些人“茫然”，那还不如去读读也许能使多一些人不茫然的汉娜．阿伦特及其《黑暗时代的人们》，虽然它不是小说。
不管怎么说，小说以“文学和人性”的名义立意了，写成了，“深刻”了，也揭露“丑恶”了，出版通行了，国内外获奖了莫言成功了。
然而，莫言在凤凰卫视如此论述他的创作思想和对题材的剖析是能够成立的吗？我们不禁要问——
莫言本人作为军人干部，遵守纪律执行政策——即使违心，即便是出于怕受处分想提拔的“私心”考虑，有大错吗？即便有错，难道可以与“卑鄙”划等号吗？千千万万类似莫言这样因为怕受处分或怕罚款而违心执行计生政策的，不论有没有“私心”，就能算“很卑鄙”吗？值得“反思”和谴责吗？诚如是，莫言骂的就不仅仅是自己了，而到处都是“卑鄙”之人了。
试问：“姑姑”以及诸多如类似莫言这样违心执行计生政策的人该怎样做才不需要“反思”呢？面对电视镜头，莫言对自己如果重新选择一次（是否生二胎）究竟会怎样做也含糊其辞说不准，那么莫言“反思”什么呢？如何自圆其说？
其实，智慧的莫言应当是可以清楚解说而不会弄出这样自相矛盾之立论的——因为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计生政策，或者说计生政策不是被那样野蛮地去执行，可能就没有莫言的《蛙》了；如果少一些那种缺乏人道没有独立思想只知道盲从的“革命螺丝钉”，那么“姑姑”这样的悲剧自然也就会少很多；而为什么有那么多“螺丝钉”呢？在《蛙》中“施害者和受害者”究竟是谁呢？这些，莫言肯定明白，但也许他不想说，不能说，抑或不好说，否则……
四、岂可颠倒主流和支流、现象与本质？
莫言所说“不要把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归罪于外界”，“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负有责任”，这是一个以支流代替主流、以表像代替本质的伪命题。正因此，它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因为如果要帮着莫言立论，笔者也同样可说出一些类似莫言所说“反右”、文革中那些生动真实的故事来——诸如妻子揭发丈夫，子女揭发父母，街坊揭发邻居……这之中有很多是出于自保，有的就的确是因为单纯幼稚，也有的则夹杂所谓“私心”，抑或兼而有之……
莫言“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有责任”立论的基础是“人性都有恶的一面”——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在如莫言所说反右和文革中，是谁授予“人性都有恶的一面”之所有人以“革命”的名义打开人性恶的潘朵拉的黑匣子？决策者为何要这么做？那是不是真正的“施害者”？是不是应当揭露的祸根而加以无情的鞭笞？莫言揭露和鞭笞“施害者”了吗？
在历次“大灾难”中有些整人者最后被整，这是主流还是支流？是局部还是整体？是现象还是本质？除了原本就是“卑劣小人”者，在对历史的宏大敍事中，我们对广大“受害者”是应当同情还是抢占“文学、人类和人性”的制高点俯视、嘲讽伤痕累累的无辜“受害者”众生并无情地进行“人性”的解剖和鞭挞？我们难道不应当去挖掘造成社会灾难的祸根反而要那些真正的“受害者”去“深刻反思”自我？我们难道要赵九章、吴晗、老舍等千千万万受害者不要把“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归罪于外界”而要“深深的自我反思”并且要学会“宽容”吗？为什么呢？
说莫言立论的迷惑性，还在于他似乎站在“人性”的高度将“施害者与受害者”一勺烩。所谓“都负有责任”，看起来颇为“公允”，可在他的作品和他面对媒体的表白中，我们见到莫言指出过“施害者”的责任，像《悲惨世界》那样揭示造成千百万人苦难的祸根了吗？难道这就是需要作为作家的莫言和受害者所“宽容”的？作品中也许不能说没有对施害者的直接鞭挞，但罕见，淹没在所谓“人性”“母性”和魔幻现实的语言流中，常常隐晦得令一些60、70后读者都不知所终而感到“茫然”，更不用说更年轻的一些读者。“文学即人学”这不错，可我们又怎能忘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客观事实？
五、我们对莫言的理解和宽容
实事求是地说，莫言的作品虽不触及当下，但对基本已有定评的影响亿万中国人的荒谬政治和灾难中的黑暗还是多有揭露的，用“魔幻”般的故事和手法、丰富的想像力和独特的小说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中国乡村的历史画卷和人物命运，不论《蛙》还是《生死疲劳》以及《透明的红萝卜》还有《欢乐》等；正因此，莫言作品才可能在国内外获奖，才可能有读者称道。
但莫言在“文学和人性”的大旗不触及敏感地带和当下——即使对已有定评的历史灾难概括的或具象的“施害者”，这不能说不是莫言的高明之处。在当下环境中，我们可以理解，并不苛求于莫言。因为它正反映了中国文化人生存的困境，也反映出中国农民式生存的狡黠；我们还知道，文学一旦被强势政治意识形态所抛弃，那么不仅它守护心灵和良知的神话会破灭，甚至连守护自身也很成问题。所以，抛开政治的、道德的、身份的因素，也抛开所有外部的偶然的因素，就从其作品的文学成就而言，我们可以说莫言获诺奖有其“必然性”。我们依然祝贺莫言的文学成就。
六、对莫言的创作立论不能理解和“宽容”
我们不能理解和“宽容”的是莫言面对媒体为自己在“平衡木”上的小心腾挪、曲折迂回、避讳灾难实质，避开对“施害者”的揭露鞭挞而弄出“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负有责任”这样各打五十板荒谬的主题立论而误导媒体和受众，且以痛骂自己“很卑鄙”予以廉价的佐证——这与同样也注重揭示人性和小人物命运的余华的《活着》或古华的《芙蓉镇》等等作品表现出的文学的良知、正义是不可比的，更不用说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施害者与受害者都负有责任”这样罪错人人有份貌似公允的影子。文学是主张决裂的，不仅与一般人性中的恶决裂，更必须与造成社会百姓悲剧的“施害者”及其罪恶毫不含糊地决裂。
我们不禁再次想问：莫言和类似莫言一类在“大灾难”中饱受煎熬的人，如莫言和笔者这样整整一代曾饱受“饥饿与孤独”折磨的人，再如《蛙》中“姑姑”这类人，乃至冤死的千千万万“受害者”，他们需要“反思”的是什么呢？他们到底又该“宽容”什么？
其实，我们很清楚，莫言的全部作品也未必尽如他在媒体所宣示的价值观，但正如许纪霖教授批评莫言时指出的：作家的道德“乃是忠诚于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价值信念”。如作品与作家的宣示及某些行为并不甚一致，那就遑论“忠诚”了。莫言有权骂自己“很卑鄙”，但当他面对公众做如此解读时，无疑已经涉及到千千万万如莫言这样在灾难中大大小小的或已经成为冤魂的“受害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