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中国将发布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在全部数据出炉之前，人们普遍预期，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将出现连续第7个季度的增长减速。
按照全球标准，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增长势头：第三季度经济较上年同期或许可以实现7%至7.5%的增长。但是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表现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经济增速不断下降，令很多企业和投资者叫苦不迭。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首席策略师黄海州表示：“如果把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与2008年之前的数据做个比较，增长速度差不多下降了三分之一。”
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非常明显。首先，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火车头前进的主要引擎——出口，如今却成了累赘。净出口曾经为中国经济增长率贡献约两三个百分点。现在，外部需求如此疲软，导致出口不景气，这事实上会把经济增长率拉低约1个百分点。
其次，投资似乎已终于见顶，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50%，这个数字创下和平时期一个大型经济体的最高纪录。
尽管中国资本支出水平仍然很高，但如今实物资本基数很大，因此，投资增长速度降低了。这意味着，投资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将由6个百分点降至4个百分点。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几台引擎中，有提升潜力的就只剩下消费了。今年实际零售销售额持续反弹，但经济向消费导向模式的转变仍然非常缓慢。
综上所述，今年和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很难超过7.5%，这是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瑞信(Credit Suisse)亚洲经济学家陶冬(Dong Tao)表示：“预计中国经济以中等速度增长将将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过去6个月以来，最令人吃惊的一点是，中国中央政府不愿意采取更多举措阻止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政府允许央行两次降息，也多少提振了投资支出，并加大了对出口商的支持。
2008年，中国政府曾推出4万亿人民币（合64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以帮助中国经济渡过全球经济融危机。如今，许多人呼吁中国政府重新采用这一招，但其连规模小得多的刺激方案都不愿意推出。
很多分析师曾预期，中国政府会对目前的经济形势做出更有力的政策回应，但由于其一直没有出手，他们不得不一次次调低预期。
中国政府为何如此克制，人们众说纷纭。
最简单的解释是，中国政治如今正处在节骨眼上。今年11月，执政党中共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揭晓未来10年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名单。习近平已经被指定为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人选。
面临十年一遇的领导层换届，从村干部到国家官员的各级官员都在为谋求升迁而四下活动，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了政治上，经济被搁在一边。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Merrill Lynch)经济学家陆挺最近撰文指出：“今年由政治斗争引发的政策停顿，正是导致中国经济可能需要比以往更长的时间实现复苏的原因。”
另一种解释是，政府已得出结论，保持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对中国有利。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中央政府从2008至2009年的刺激方案中吸取了教训。虽然巨额支出在短期内非常有效地地支撑了经济增长，但这种做法只会加剧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变得更加失衡。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月发表社论指出，推出另一轮类似的刺激方案“不仅不太可能，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最后一种观点是（这种观点提出了一种更令人担心的前景），中国政府无能为力。即使中国政府想要推动经济更快地增长，也有点力不从心。陶冬说：“设想这样的情景：汽车被困在雪地里。司机拼命踩油门。车轮在转，但汽车前进不了分毫。这辆车就是中国经济。”
这个悲观的看法基于这样一个估计：民企被限制在一些饱受产能过剩困扰的行业，如制造业和房地产业。
除非政府允许经济中由国家掌控的部分（比如医疗保健和金融）更多地向民企开放，否则民企将不会愿意增加投资，总体经济增长也必将不可维系。
相比于中央政府的保守立场，地方政府正在放开手脚，宣布的投资计划一个比一个雄心勃勃。过去几个月来，各省市地方政府宣布了总计逾10万亿元人民币的支出计划，从北方城市西安的地铁扩建计划，到南部省份贵州的旅游开发计划，不一而足。
很多人认为，这些计划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的新一轮刺激计划。但这种解读存在一个大问题——地方政府所说的，与地方政府实际上可以做到的相差甚远。
土地出让收入不断下降，打击了地方政府的收入，而银行一直不愿意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因为它们仍然背负着上一轮刺激方案遗留下来的债务。
不过，在一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可能会推出真正的刺激方案。
瑞银(UBS)的汪涛表示：“我们认为，如果全球需求情况出现急剧恶化，中国政府将推出更多扶持政策，既包括财政政策，也包括货币政策。”中国政府债务总额只相当于中国GDP的40%，中国政府绝对有实力采取行动。
因此，虽然略微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成为中国的“新常态”，但中国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变得比这种常态糟糕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