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金融危机的爆发时间离现在已经三年多了，但是，这轮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特别是对中国的民间金融来说，更是损失惨重。正规的金融系统由于货币超发等因素，似乎并没有受到严重损伤，反而扩大了金融机构的权力，金融资本权力凌驾于各种实业资本之上，特别是当实业资本遇到资金链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金融资本的权力就放大数倍，找不到最后贷款人的民营企业最后投向了死路：奔向风险极大的高利贷资本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指出，中国金融危机实际引爆点在民间高利贷。
银行资本反而利用这次危机大赚其钱，这些年来银行成为唯一最赚钱的机构形象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这种利润是建立在其他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损伤惨重的背景赚取的，靠的是权与术的得天独厚的行政设置。但是，这种短视行为损伤的是整个国家信用，特别是人民对于货币价值的信息。
银行资本的这种敛财之道我们就不论述了，我们将自己的意向性投向民间信用，民间信用现在已经被高利贷逼上了梁山。积累已久的各种信任关系，不堪一击。有记者对此专门进行了调查，他们得出的结论颇具有启发性。金融风波下，受伤最深的不是房地产和实体企业，而是长期积累的社会信用体系。新金融记者通过对山西、北京、温州、鄂尔多斯、广东、四川、安徽等地民间借贷从业者采访发现，忌惮于借贷关系中的潜在风险加大，民间资金持有人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惧贷’情绪，部分地区近一半民间放贷人选择了转行或离场观望，整个民间借贷市场呈现出萎缩状态。在回答记者‘信用体系恢复预计需要多长时间’的提问时，八成受访者的答案是‘至少十年’。
民间信用这种损伤，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信任的危机。我们总是将意向性投向表面的大金融机构赚了多少钱，取得了多少辉煌的业绩。但是，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阳光背后的阴影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受的是看不到的内伤，这些内伤当然不会在各种炫耀性的报告之上。正向物体永远摆脱不了阴影一样，民间信用长期处于权力的阴影之下野蛮生长。投资失败不仅仅是财富的沉浮，有时候小命不保。且不说近期出现的老板跳楼和出逃事件，且说吴英案就给人一个沉甸甸启示：投资失败就是非法集资。吴英好像还没有投资失败，谁都难说她还不上钱。吴英案背后体现了一种权力对于民间资本的干预，当然，这种干预有好的作用，也有负面影响，这种两面性都要看清楚。我们的目的不是对之进行评论，我们是将吴英案投射到现实的土壤中去寻找其背后的一些现实因素。
中国这么多年的长期高速且稳定增长，一个秘诀就是放权。现在很多企业都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冯仑所言的野蛮生长期。给个人经济选择的自由以激活社会微观主体的创造性，切实起到了历史动力机的作用，而在这些企业初创和起飞时代，不去指望正规金融机构给他们提供融资支持，民间信用在各种危机中逐步积累起来。这种信用提高企业融资和投资效率，从而激活了整个区域经济。但是，如今温州民间信用破坏严重程度，宛如遭遇了八级地震一样。从民间金融系统传递出来的各种震荡，不仅仅冲击着每个经济细胞，还在威胁着社会细胞。
不要仅仅看到泗洪高利贷疯狂和崩溃过程中展现的人类贪婪欲望，没有欲望的社会是一个静止的社会，更要看到导致这些贪婪不顾一切的人性身后的社会机制的癌变。当正规金融机构在危机来临时候，都不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高利贷才疯狂地滋生起来，破坏了民间社会的信用基地。
大量信贷也卷入其中，在极其罕见能够曝光的真相中我们看到了放贷人有银行职员、地方长官以及士绅显贵。信贷资金疯狂流入高利贷市场，更导致了在正规金融系统获取贷款的难度，然后有更多的企业陷入绝境，走向高利贷市场。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如果谁能够以较为公正的成本获取信贷资金，谁愿意冒着经济风险和非法集资罪的杀头危险去涉及高利贷。这些乱象正在癌变，正在侵蚀着健康的经济细胞和社会细胞，这种状态还能蔓延多久，已经不是一个能用时间概念来衡量的事情了。特别当各地宣布巨额投资计划的时候，会不会让更加紧张的信贷市场彻底干涸，机制彻底失灵，目前来说很难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算依靠纸币增长的幻象再喜人，终究还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对于民间资本和民企来说，对于生活于斯的各个阶层来说，可能都要在不久的未来，经历一场艰辛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