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录之一、唯有中国国民革命才有可能创建一个新中国
今天，为辨别“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我的讲演将分为两个大的部份﹕一个就是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另一个就是共产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不用讳言的一个历史史实就是﹕在近代中国，曾出现了两个革命。一个就是孙中山先生发动和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这个革命在一九一二年曾创造了中华民国；另一个不待言便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又在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创建了一个“马列中国”，其国号曰﹕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要辨别这两个中国，究竟谁是新中国，便要辨别这两个革命，究竟谁才有可能创建一个新中国。所以，在第一个大问题里面，我首先要讲的就是﹕“由孙先生所发动的中国国民革命，究竟能不能创建一个真正的新中国？”
第一，众所周知，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个原因，是“王朝衰亡”，即已经绵延了二百馀年的满清王朝，已经走向了它最后的衰亡期，第二个原因，是“制度衰变”，也就是已经产生、发展、绵延、维系了两千馀年的中央集权式君主帝制，已经走向了它最后的衰变期。第三个原因，是“强国欺凌”，就是东西方列强、甚至包括那些民主列强们，都在用坚船利砲和鸦片毒品来欺侮我们和毒害我们，而清政府却无力自保。第四个原因是清政府一再地拒绝了政治改良的要求──既以杀头的办法，拒绝了以康梁为代表的政治行为改良；又用欺骗的办法，镇压了立宪派的制度改良要求。从而造成了人民、包括改良派的最终绝望。正是上述原因，早期曾为朝野“公弃”的孙中山革命，才终于获得了天下“共拥”。一场不可避免的国民革命，即民主革命，也就因此而爆发起来了。
第二，革命是不可以没有理论的。中国国民革命的理论，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将在后面详细谈到三民主义的历史正确性、政治科学性和现实必要性，以及它在世界政治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这里我只想说﹕主张“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不正是三百馀年来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的人民，所共同追求和一再追求的根本方向吗？这个始终顺乎世界自由民主潮流的思想和理论，又有哪一点是不对的呢？
第三，大家都深知，既是革命，就有对象。无论这个革命将采取和平、暴力、或其它的任何形式。那么，中国国民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它的对象就是腐烂的满清王朝和已经走向了末路的君主帝制。显然，这个对象没有错。
第四，革命不仅要有对象，更要有目标。而中国国民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民主共和的新国家，即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现在，在我们明白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原因、理论、对象和目标之后，我们已经可以说﹕由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是完全有可能创建一个新中国的。
讲演录之二、中华民国象一个新中国
我要讲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从两个中国的历史来看，谁才是新中国？
让我们首先来检验中华民国的历史。
中华民国的历史，我将她试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七年。第二阶段，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第三阶段自一九四九年至今。在她的第一阶段，又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八；后期为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探讨本阶段前期的中华民国，和她的两个鲜明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刚刚创建的中华民国，象一个新中国。
首先，在政治上，连中共御制的教科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近代史”，都这样地称赞中华民国说﹕“……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试验中。仅一九一二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中国出现的新政党，已注册者即达八十五个，政治团体二十二个。各种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基本上得到维系，各类法政学校遍布全国。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图通过合法斗争的手段，推行政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获得了很大成就……”当时，倘若不存在一个妄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则中国的民主宪政未尝没有一个十分光明的前程。而这个民主宪政的性质，不仅划开了中国数千年“专制国统”和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统”的界限，而且划开了“君主宪政”和“民主宪政”的界限。前者被孙中山先生称为“不完不备的共和”，后者则被孙先生称之为“直截了当之共和”。更何况，孙中山先生还亲自主持制定了史所未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主持
创建了史所未有的、拥有上下两院的国会。而由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于一九一三年拟订的“天坛宪草”，不仅继承了“临时约法”的民主建国精神，其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明文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之民主国”。它的第一百一十条更专门规定说，中华民国共和民主的“国体永远不得为修正之议题”。大家看一看，这个由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所创建的中华民国，到底象不象是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共和性质
的“新中国”呢？
其次，在经济上，同样是这本中共的近代史教科书又这样说道﹕“辛亥之后的中国，迅速扭转了革命前民族工商业的萧条局面，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建立，各类私营企业竞相出现……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国民族、民间工业诞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资本万圆以上的厂矿有七百家，资本总额仅一亿三千万圆。然而，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内，大型厂矿建成四百七十多个……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圆以上，相当于辛亥革命前四十年投资的总额……”。于是，这本近代史教科书继续写道﹕“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由民间筹备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这岂止是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事情，而且也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所绝不准许发生的事情。试问，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那些民营企业家们又有哪一个敢去筹备一个“没有中共党委书记”的全国民间工商联呢？不用说全国了，就是一个乡镇的真正民间“工商联”，也没有人敢去筹办的。由此可见，这个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即便是在中共的近代史教科书里，是不是也象一个正在建立真正自由经济、发展真正市场经济的新中国呢？
再者，就是在思想文化上，同样用这本教科上的话来说，就是“民营报纸犹如雨后春笋，蓬勃而起，至一九一三年，已经达到五百多份”。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前后，全国五百家报纸群起而攻之，遂使得“敢有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的誓言，成为历史的事实。在中共的“四人帮”时代，如果中国大陆人民也能拥有五百家民办报纸，不说毛妇江青横行不了十年，就是横行十个月也做不到。如果自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人民能够拥有五百份自己的报纸，那么，毛泽东的种种倒行逆施，中共的一次又一次的屠杀和迫害，还有可能发生吗？如果在所谓“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大陆人民已经拥有了办报、办刊的自由，则中共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还敢于“吃完被告吃原告，吃喝嫖赌都报销”，直至“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其吮吸人民血汗，动辄便是百万、千万、上亿万吗？
诚然，“政治、经济、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势必要带来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只能发动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之所以只能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之所以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将磨洗之后，亦能够成熟、成形、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之所以只能够胜利在辛亥之后，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由辛亥革命所创建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已经创建了共和，并正在艰难地推进著民主、反对着专制复辟的新中国。
朋友们，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们只需要将初创时期的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上的历史进步性，和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统治下中国大陆的种种大倒退，比上一比，谁是新中国的问题，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提出来问上一问呢？
本阶段前期的第二个基本特征，就是刚刚诞生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如同世界上所有刚刚创建的崭新共和国一样，立即迎来了专制势力的公开反扑。其时，虽然被逼退位的逊清王室所怀抱的复辟愿望，历久难泯，所谓“一息尚存，此心不已”，但是，复辟的最大危险，却来自那个既曾权倾旧朝，又曾兵迫革命的袁世凯。因此，袁世凯希图复辟帝制所引发的形形色色复辟要求，以及其后张勋的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的复辟混战，实在是给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带来了长期的纷扰和混乱，也给国民带来了很深的痛苦。然而，它非但不能说明中华民国不是一个新中国，相反，它恰恰说明，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企图复辟旧中国和旧制度的必然性和疯狂性，并由此证明了，中华民国才真正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中国。
所以，一切以辛亥之后的“历史阵痛”，也就是局部的历史混乱来指责辛亥革命，甚至指责中华民国不是一个新中国者，都是因为没有窥见这个“历史发展的本相”，才产生了种种错误的历史认识。更何况，在本阶段前期所出现的这种“历史混乱”，它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疯狂制造，却又为一切真正的民主力量所坚决反对。人民因此而“厌弃专制之心，遂以明确；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陈独秀语）从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波澜壮阔的反复辟浪潮。这一巨大的反复辟浪潮，不仅战胜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战胜了张勋的复辟满清，而且在历经中国人民的两度“护国和护法”，也就是为捍卫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而进行的两度反对军阀复辟混战之后，而终因蒋介石领导北伐打倒了军阀，而使这个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初步地获得了和平与统一。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认识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八年那个“混乱”的中华民国时，我们无疑应该认识到的是﹕混乱只是她的“表象”，而她的“本相”却是“国民革命和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和公开较量”。并且，这个较量完全是由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公然挑起和制造的。这，才是我们赖以解开辛亥之后和中华民国创建之初，之所以会产生历史混乱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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