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二零零五年四月上海的反日游行，我被堵在机场到市区的路上，看着出租车窗外的年轻人亢奋地叫喊着，他们砸坏了一些日式餐厅、一些日产汽车，并用佳能、尼康牌的数码相机记录下场景。对于这一幕，我深感滑稽，如果你稍微在此生活一段，就会发现上海是一座深深崇日的城市。有时候，我真为我们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情绪吃惊。日本修改教科书、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甚至日本游客在中国南方城市一次集体买春行为，都激起了我们广泛的愤怒。但是，每一次愤怒都持续不了太久，就像上海那次规模浩大的反日游行，它似乎对于上海人的心理毫无影响。而这一次是钓鱼岛。
我只去过日本一次，《地雷战》、《小兵张嘎》奠定了我对于这个国家最初印象。日本是塑造中国的民族意识的关键力量，其中饱含伤痛。但我们对这个影响我们至深的国家所知甚少，不外乎一堆庞杂的资讯：作为中国学生的日本，作为西方模仿者的日本、南京的屠杀、靖国神社、菊与刀、东京奥运会、宫崎骏的漫画、泡沫经济、终身雇佣制、村上春树……
资讯是碎片式的，不构成整体感和逻辑关系。我吃惊于年轻一代对日本的无知、狭隘的愤怒。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日本经常像是反观中国的镜子。十九世纪末，中国一代精英试图推动自强运动，却输给了明治维新。它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再次相遇，它给中国带来了更为深刻的创伤。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中的六十年里，中国的自信跌入了谷底。在那个国土面积、人口、资源、历史、文化等方面都曾远逊于我们的日本面前，中国迟缓而脆弱……这种不安感在中国再次打开国门时，甚至变得更强烈了，邓小平一九七八年末参观日本的松下公司时，说“我知道甚是现代化”了。一九八零年代，日本电器征服了中国，一九九零年代后日本漫画、小说、偶像剧、电子游戏，则占领了年轻一代的心……
我们对于日本的情感仍是复杂、扭曲又模糊的。我们有一种深深的受伤者心态，面对日本时尤其如此。一个受伤者表现其愤怒并没有错，但是当你一遍遍的展示你的伤口时，最初的令人同情就可能转化成缺乏自尊。如果缺乏自尊，这些受伤经验就可能无法转化成真正的精神遗产。在不断重复日本在战争中对中国犯下的暴行后，我却发现其实对于未经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对此并不了解。犹太人不断书写着他们在集中营里的遭遇，对苦难的持续性的细致记忆，使他们可能陷入了偏狭，但同样会使他们保持共同的记忆，这种记忆赋予他们一种凝聚力和面对此刻困难的勇气。
我们对于战争创伤、或是中日关系的记忆则是苍白的。距离九一八事变已八十一年了，我尚未看到关于中国方面对这场战争做出的全景式的描述，我也没有看到足够有力量的电影、音乐和书籍来记述它。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权威著作来自一位美籍华人张纯如，她本应在中国被视为英雄，但她在旧金山自杀时，大多数中国媒体不了解她是谁。每年在这场战争的纪念日时，我总期待看到那些亲历者们的回忆。我读过一本日本亲历者对于二战的回忆，那是《朝日新闻》一九九五年发起的一场征文，士兵与平民回忆他们的战争经验。
类似的行为在我们却几乎从未真正进行过。当亲历战争的一代人最终离去时，很有可能，我们将丢失真实和细节的记忆。而当细节消失时，所有的回忆和控诉，将简化成一种口号，口号缺乏力量，又随时可能被利用和替换。这不正是今日中国对于日本态度的现状吗？我们对于日本怀有某种意识形态式的反感，当触及到某个敏感点时，我们的情绪被迅速调动起来，但因为没有真实的经验做依托，这种情绪既不够深沉、也不够真诚，它轻易地到来，也轻易地消散。
须从悲剧中获取力量
这种意识形态式的、口号式的态度，妨碍了我们从悲剧中获取教训与力量。今天看来，那场牺牲了三千万生命的惨剧似乎并未让我们更深沉地思考国家的命运、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或是人在危难时刻的勇敢与怯懦、暗淡与光辉、脆弱与坚强……同时，它也妨碍了我们公正的看待对方，错过了向对方学习的机会。我记得乔治．华盛顿的那句话：“一个沉湎于对其他民族充满爱慕或仇恨情绪的民族，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奴隶，也就是这种爱慕或者仇恨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