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女友当官
毛的许多女友在文革时遇上困难，多来寻求毛的保护。张玉凤是第一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张带着准备送毛的茅台酒和巧克力到了中南海西门。张打电话找吴旭君。张此时仍是毛专列上的服务员，但毛已在北京住了下来，所以两人有数月未曾见面。张这时二十出头，已经结婚。
原来铁道部专运处里面，也在革命造反，专运处党支部形将瓦解，支部书记罗将被打倒，张玉凤自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是支持党支部，保支部书记罗的。张本身也受到攻击。
吴旭君将事情原委转告毛后，毛同意让张到游泳池谈谈。她回处里报告与毛谈话经过时，没有人敢怀疑其真实性。说毛主席认为支部书记属于不该被打倒之列，罗便马上复职。张从此高枕无忧。
空军政治部广文工团的刘是第二个。也是由吴先去见她。刘和另外陪她来的两位女团员一见到吴就放声大哭。刘抽抽答答地说出她的事。
自从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到军事系统以后，各地的军事院校学生纷纷自行组织起来。文工团中也分了两派，一派是造反的，另一派是“保皇派”的，刘她们少数人属于后者。造反派在文工团夺权后，就将三人赶出宿舍。吴和她们见面时，她们已经在街上转了三天。
毛见了刘及另外两个，说：“他们不要你们，我要你们。他们说你们是保皇派，你们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个‘皇’。”
刘从和毛的“特殊关系”中得到不少好处。毛命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叶群替刘及另两个女孩平反。叶不但照办，还找来空军司令吴法宪，任命刘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在短时间内便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自此后，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有五天十天。
一次正在大被同眠的时候，江青突然从钓鱼台国宾馆住地来了。游泳池门口的警卫不敢阻拦，江进到游泳池以后，才由吴旭君跑到里面通知毛，这几个女孩子抱着衣服躲起来了。
毛为此大发脾气，毛要我告诉汪东兴：“中央别的人要见我，都是先打电话请示，我同意了才来。江青为什么要自己闯来呢。告诉汪东兴，没有我的同意，门口的警卫不许放她进来。”这一条成了规定，江青只好遵守。
刘后来与叶群过从甚密。一九六九年刘怀孕生产时，叶群亲自送刘住进空军总医院高级干部病房，每天送鸡送肉，让刘保养。刘产下男孩后，叶群十分高兴。叶说：“主席生了几个儿子，死的死，病的病。这下可好了，有这个男孩可以传宗接代了。”有些人也说那孩子长得跟毛一模一样。这完全是臆测胡说。
我和吴旭君也去医院探望刘。我的工作使我不得不和毛的数位“女友”保持良好关系。刘对我说了叶先前的那番话。她以为我也认为那男孩是“龙种”。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毛早已丧失生育能力之事。
一月底，毛告诉我，已经决定要抽调人民解放军，到机关、学校、工厂，去支持革命左派。他说：“左派得不到支持，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了。你告诉汪东兴，要抽调中央警卫团的官兵去工厂支左。支左的情况我要了解，你同他们一起去，随时告诉我一些消息。”短短数个月内，两百万的官兵被派去“支左”。
汪所率领的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听命于汪东兴。毛直接下达命令给汪东兴，而不需透过林彪或是总参谋部。但毛、汪并没有天天见面，毛就叫我告诉汪。
一九六七年春天，我向汪东兴讲了毛的意见。随即由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组成支左办公室，抽调了近八十名官兵，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警卫团副团长古远新任主任，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孙任副主任，经过北京卫区调度，开到北京东郊红朝北京市针织总厂开始军管。
毛叫我去参加军事管制支左，我不能不去。他要我做他的“耳目”，回来向他报告工厂支左的情况。我实在很不想去。我甚至怀疑，这是江青他们布置的一个圈套，待我钻进出，到时候再收紧这个套子。
这一段时间，江青经常宣扬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只待在中南海内，是个逍遥派。毛让我去，大约是听了江青的这些话。只有这样他才能搞清楚我的态度。他还说，加入革命风暴，是我自我改造的机会。
我于是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来避免卷入政治是非之中。我说：“我是医生，我带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可以成立一个医疗小组，给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看看病，这样可以更容易接近他们。”毛认为这办法很好。
军管会的官兵进厂几个星期后，也就是七月初，我才到工厂。
北京针织总厂位于北京市东效。从中南海骑脚踏车大约要半个小时，分成南厂和北厂，分别生产棉织和尼龙针织内裤。总厂还外销女性内衣裤到罗马尼亚。纺织厂有将近两千个工人。工人分成两派。厂党委已被斗垮。厂长和副厂长都被批斗后，下放在车间监督劳动。两派正在争夺全厂的领导权。
虽然名义上每个工人都参加了一派，可是实际上每派中间得欢的，只不过百把人而已。其余的人到时仍在进行生产，但看得出车间内的工人们神情压抑。此时两派已演变到武斗动手的地步。军管会对此一筹莫展。我一去，他们便想我来调停联合两派。他们可以说我代表毛来的。
军管会的官兵，采取的办法很简单。他们向两派的头头和一些主要分子泄露说“我们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不信？你们看，毛主席的医生也来了。”这些造反派将毛检阅红卫兵登在报上的照片拿出来，对出了我。又派人跟踪我，看到我回中南海。他们相信了。
这一招很灵，根本用不着什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两派就在军管会的调停下，开始讨论联合了。随即成立“革命委员会”。
我将这事的原委告诉毛。毛笑着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联合起来。”针织总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两派联合起来，毛为此写了“同志们好”。
我将纸条拿给了汪东兴，他拿给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们如获圣经，欣喜若狂，马上召了一个全厂大会，将纸条亮给工人看。他们邀我坐在台上，我不肯。
工人们听到毛主席亲自写了“同志们好”时，掌声雷动。毛的纸条贴在工厂院内的告示板上，每个人都前去瞻仰。然后厂长将纸条照了相，把照片放大到跟一面墙一样大。放大的照片就挂在工厂入口。
革委会被褒扬为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模范。汪东兴由此获得很大声誉。几周后北京几家大工厂－－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北郊木材厂、北京第二化工厂、南口机车车辆厂便在汪的支左军管之下，很快被宣传是毛亲自领导的典型。
许多人突然一窝蜂的拥到八三四一部队军管的工厂，这是很光荣的。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其中有些是毛的“女友”是第一批去的人。一一八厅的一位女服务员也去了。这些女孩子们穿上军服，风风光光地去了工厂。各报纸派记者来采访，《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也派了摄影记者。他们很喜欢拍一些漂亮一点的女兵像。
后来江青翻看《画报》，发现有女服务员的军装像，于是在中央文革并头会上质问汪东兴，让服务员穿上军装，假装解放军去支左，谁是这件事的后台。汪回答得很干脆：“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江青似乎吃了一记闷棍，不作声了。
叶群和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都到这里来参观，由军管会副主任孙与他们来往密切，又到处大加赞扬，说孙该提升为军一级的干部，并要孙去军委和各总部报告军管工作经验。于是孙与叶、黄来住日益密切。叶、黄各派一名他们的秘书住在厂内。
我同江东兴讲：“针织总厂是毛主席抓的厂子。叶、黄插手进来搞，孙与他们来往密切，又到处去报告，这些会不会引起主席的误会，认为是跳槽呢？”
汪东兴觉得应该不会。文革后汪的权势日益坐大，他也在拉拢可帮他达成目标的人。汪仍恨江青入骨，他最后的目标是斗垮江。我陪汪去探望过林彪后，汪告诉我，他又到毛家湾去了一次，这次是毛叫汪去看看林好了没有。
汪说乘这个机会，将自己在毛处这么些年的情况，都向林讲了。汪特别向林谈了他自己和江青的尖锐矛盾，和文化革命运动以来，江青利用一些机会攻击汪的情况。林告诉汪，不要忧心，林会照顾他，以后毛处有什么消息要及时告诉林。
我说：“这么办可是危险，走露出去，就会大祸临身。”
汪说：“江青这个人，我不将她扳到，我这汪字倒写。走露风声，谁会走露？我不会，你也不会。”
就我所知，从此以后，汪凡是遇到林彪和叶群的时候，他们总是亲热地打招呼。我看了很不安。我从不喜欢林彪的领导，也深知毛要求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必须忠贞不二。汪东兴此举无异玩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