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中国出现大饥荒的社会基础
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了罕见的人为的大饥荒，而其他国家（除了苏联）罕见？为什么几千万农民坐以待毙，不反抗、不起义？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无产阶级专政压力和毛泽东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强大政治压力以外，还有中国自己的特殊的社会基础和群众思想条件。
1、1958年发疯的和沉默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应当是有良心的先知和受难者的代言人。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把几百万敢于讲真话的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阶级敌人，广大知识分子沉默了，变成政治哑巴。可惜，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狂热中，领袖发疯了，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也带头跟着发疯了，郭沫若、周扬主编《红旗歌谣》，收集了最狂热的豪言壮语：“喝令三山五岳让路，我来了！”《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胡绩伟在反思1958年的历史时，认为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把中国引进了疯狂时期，人民日报也进入了“疯人办报”的阶段。不能说当时是“众人皆醒一人疯”，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疯狂。当时疯狂的人有一些是看风转舵，一些是溜须拍马，假报高产，更多的是“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压出来的人，明知不对，说谎为佳。也有很多相当清醒的人，只是被“反右派”斗争镇住了。胡绩伟承认：“我也有些‘看风使舵’，甘心当驯服工具。总的来说，在整个疯狂时期，我也是跟着发疯的。”人民日报老记者李克林回忆1958年报纸，“当时人的思想，真实与想象，现实与幻想，纷纷然交织在一起。我们是在办报，又好像在做诗；是在报道事实，而又远离现实。”“1958年人民日报“七一”社论说，帝国主义说我们人口多是‘不堪重负的压力’，人多能生产粮食，只要我们需要，我们是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当年的共产党人、许多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入了“全民皆疯”的疯狂岁月。（《胡绩伟自述》第二卷，第126、129-131页，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发疯的年代中，毕竟出现了思想家顾准、敢于隐晦地指出大跃进是“伟大的空话”的邓拓等极少数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很可贵地保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有傲骨、讲真话、舍生取义的品格。但是，他们只能遭到打击，也扭转不了领袖和党的疯狂——全国走向大饥荒的悲剧。
2、1958年中国人默默承受苦难，源于民族主义狂热、个人迷信和奴性心理的悲剧性化合。
非正常死亡的3700-4500万人，在悲剧产生之前的1958年和以后的饥荒年月，为什么没有出现有组织的反抗与历史上不断重复爆发的农民起义？什么社会心理因素，使几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默默承担了大饥荒的人为灾难而不作对抗性斗争?
主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遗传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狂热，在近几百年来中国受到列强欺凌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夺取了政权，敢于同最强大的美国在朝鲜进行武装对抗，敢于同苏联比谁先进入共产主义，唤醒了被压抑的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狂妄自大的自尊心，为了超英赶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幻觉中的美丽远景，愿意牺牲小我，承受苦难，自以为是一种高尚的壮丽的献身精神。同时，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蒋介石的腐败政权在革命、建设、对外战争中都有明显的成就，使许多老百姓从内心歌唱毛泽东像太阳、共产党像爹娘，强烈的个人迷信心理使人们无条件地信任领袖，真的相信“人民公社是走向天堂的金桥”，绝不怀疑是走向地狱的绝路，相信领导人讲的“苏联修正主义逼债”、“三年自然灾害”等谎言，不去追索真相，稀里糊涂地告别了人间。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鲁迅指出的中国人不仅是奴于身者，更可悲的是奴于心者。沙文汉讲的，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论统治者是皇帝、总统、主席或总书记，实质上是奴隶社会，是奴隶主与奴才和奴隶的关系。在大灾荒开始出现先兆的1958年和成灾期间，被训练成可怜的奴于心者的奴隶，宁肯自己饿死，而不愿、不想也不敢反抗奴隶主。正像白音恂《中国的政治精神》所说：“在历史上，中国人总是喜欢单一的、明确的权力。”“中国人对混乱有一种古典的反应，就是去相信一个统治者、一个政党和一种思想。”“他们总是信任最高人物，从而也易于相信：皇帝是好的，但被贪官污吏搞坏了。”（转引自林贤治：《国民性批判问题的答辩记》，《随笔》，2009年第二期，第54页）
3、共产党员、各级干部不敢为真理而斗争是由于“愚蠢的忠诚”和“忠诚的愚蠢”
张劲夫在追悼张爱萍的文章中，回忆他们在1959年会议上都举手同意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时，反思自己是“愚蠢的忠诚”和“忠诚的愚蠢”。这个结论，深刻地剖析了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的真实心理和可悲处境。为了不至于陷入遭到批判斗争和严厉处置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苦难命运，党员、干部被迫选择举手赞成毛泽东的出路：宁肯政治路线上犯错误，绝不能在组织路线上犯错误。不敢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思想路线了。确实是“愚蠢的忠诚”于领袖个人，也确确实实是“忠诚的愚蠢”。党的各级干部都陷于愚蠢的结果是三、四千万无辜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是这些鲜血与生命的数字，无情地粉碎了丁关根的“共产党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违反事实的定义。即使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仍旧有大批党员干部敢于讲出真话，有365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和重点批判对象就是证明。（罗平汉：《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北京第1版，第225页）悲剧在于许多干部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总之，毛泽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8年高层反右倾斗争及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使党员、干部、高级干部和普通群众屈服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压力、暴力，被蛊惑或宣传所蒙蔽，几亿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地或被迫地卷入狂热的大跃进，一起滑向大浩劫的大饥荒年代，4500万人跟着共产主义的红旗走向地狱。
四、为什么“人相食，要上书”？为了历史教训不被遗忘，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2008年纽约讨论大跃进50周年的会上，杨继绳等人讲到大饥荒，提出那时中国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相。会上一位老华侨质问道：“我们原来在美国抬不起头来，现在祖国强大了，我们扬眉吐气了。你们为什么在会上讲人吃人的事？为什么要给祖国形象抹黑？”我和朋友们向他作了解释，他似乎仍然保留自己的看法。也许还有一些人有类似的看法。特别是一些极左派根本否定大灾荒的死难人数的估计，甚至在国内左派一次集会上有位河南听众发言反驳，讲他的老家村里就饿死了人，结果被驱逐出会场。因此，我认为，杨继绳、冯客等学者关于大饥荒的论著是极有价值的，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因为，中国从历史上看，史官必须有史德，即使是官方修史，也要敢于承认和记录“人相食”的惨剧的史实，留下后人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刘少奇向毛泽东讲了很重的话：“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这可能是毛泽东的最大心病。因此，他必须打倒可能追究他制造大饥荒罪责的所有领导人，发动了反右倾斗争打倒彭德怀和批判365万各级干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动四清打击农村基层几百万干部，再发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面内战”，斗死了刘少奇、彭德怀等。这样悲惨的古今中外罕见的和平时期正常年景下活活饿死3700-4500万老百姓的事件，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难道不应该写进历史吗？为了让几千万冤魂亡灵安息，让后代记住历史教训，必须以历史上的史官史德为师，忠实于史实，如实记录史实。而不能象中共党史二卷的作者回避史实，人相食，竟然不上书。历史上只有真正有敢于发出“罪已诏”的勇气、承认“人相食”的事实，才能继续当皇帝。到了20世纪的1958年毛泽东声言“我们绝不发罪已诏”，后来的接班人只善于美化党史，认定承认人相食、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丑化党史，回避了、隐瞒了大灾荒的史实。只能证明，不敢于同毛泽东的错误路线、思想、作风划清界限，就只能仍然在掩盖、粉饰，实际上是在继承发展毛泽东的错误。自己高唱“始终是广大人民利益、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难道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饥荒人相食的年代，当时的共产党、毛泽东还是“三个代表”吗？毛泽东把几千万善良无辜的农民，领导到走向共产主义金桥的人民公社制度中，结果大跃进到死亡的地狱中去了。这样的“三个代表”的领导者，早已异化到广大人民利益、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对立面了。他们是破坏三个代表的罪人。领袖可以异化，执政党也可以异化，向对立面转化，这是大灾荒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教训。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事实。但是，大饥荒的事实证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也可以集中力量办天大的坏事，大浩劫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坏事，这同样是历史的真实。邓小平认为，文革的原因主要是制度问题，应当进行政治制度改革，改什么？如何改？胡绩伟在《胡赵新政启示录》新书中，认为应当改革“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制度”。只有进行这样的政改，才可能避免大饥荒、文革这种大浩劫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一步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名言完全适用于毛泽东的大饥荒时期的领导人和执政党，也适用于今天的和明天的中国领导人和执政党。编写、出版大饥荒的书，研究、讨论大饥荒的学术会议都是为了使健忘的中国人、特别是领导人尊重历史、研究历史教训，防止遗忘历史惨剧。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绝不是为了丑化个人和政党。大饥荒的真相和罪责有待继续揭露。
反思大灾荒、大浩劫在中国出现的群众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它启示与教训了中国人：必须树立公民理念、抛弃由领导人确定某一个中国人是“人民”还是“人民的敌人”的特殊政治权利，每个公民有捍卫自己生存权与宪法赋予的自由的权利。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捍卫公民权利的最前列，体现出良心、正义和捍卫真理与人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在人民性与党性、真理与纪律、群众与领导的矛盾与斗争中，应当站在群众与真理一边，不能助纣为虐。
毛泽东讲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他在发动重大政治运动、打倒政敌之前，总要先造舆论。1958年是批判高级领导人右倾保守等思想的运动，连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都是先造舆论，结果是1960-1962年的大饥荒。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国际上批苏联修正主义、国内先从文艺思想战线上反对修正主义，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先造舆论，接着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副帅邓小平照此办理，80年代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先造舆论，再打倒胡耀邦、赵紫阳，制造“六四”大惨案。到了21世纪的2012年新的领导人又一次重唱毛邓老调：“反对西化、分化，加强思想领域的斗争”，又要按思想分敌我，强化阶级斗争，这是不是为18大、19大制造舆论，令人担心，是否又想发动什么大型政治运动，又将制造新的大浩劫、大饥荒或者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是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民主化、现代化的新时代。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苦难是没有国界的。受难者和所承受的苦难与浩劫，不可能从人类、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被消失。4500万大灾荒大浩劫中非正常死亡的善良无辜的中国人，几千万文化大革命之前、之中和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死难者，没有被有良知的人们遗忘，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历史见证人，我真诚地感谢所有研究大饥荒的学者和支持这种研究与讨论的基金会。华盛顿建立了共产主义死难者的纪念碑，虽然没有刻上大饥荒逝者姓名，却是纪念他们的墓碑。这次学术会议正是纪念这些无辜的沉默的悲惨的死难者。中国和世界上的正直的善良的人们，永远怀念这些受难者。希望在亿万人苦难地生活和悲惨地死亡的祖国能够尽早地出现大浩劫纪念碑、博物馆及有关研讨会。让几千万游荡在天安门上空的无数冤魂幽灵，大浩劫中的逝者能真正安息！
2012年1月15日于北京
（原标题：1958年党内高层反右倾斗争打开了大饥荒大浩劫的地狱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