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撰文称，无论地方版四万亿还是中央版四万亿，都不是解决经济困境的必须。中国不需要四万亿，需要的进一步改革。未来经济增长倚重全要素成长率的提高，短期或可祭出逆周期调控政策，譬如结构性放松货币政策以及整体减税，中长期则依赖制度变革。以下为全文。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7月宏观数据可谓疲软，粉碎不少经济学家预计经济年中触底反弹的乐观判断，各大机构开始调整对于全年增长8%到9%的预期。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差？
7月CPI同比涨幅下滑至两年半谷底，同时进出口增速双双下跌，出口增速为1%，远低于6月11.3%水准，而进口增速为4.7%，也低于6月的6.3%增幅；与此同时，工业增加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等关键数据亦低于市场预期。
数字不尽如人意尚只是开始，当大家争论宏观经济硬着陆或软着陆，中央政策层面放松与否犹在迟疑，实体层面硬着陆已经开始。与此同时，各地开始以“稳增长”为招牌的自救行动，纷纷计划各类上马项目，宁波、南京、长沙出台不同版本刺激计划。其中长沙宣称计划投资超过8000亿元，而传言贵州将出台发展规划高达3万亿元对此，外界称之为“地方版四万亿”。
对比2009年上一个四万亿，地方版四万亿有什么不同？当年四万亿中，中央所出部分不足当年GDP总量的5%，主要通过政府财政与银行融资支撑资金来源；对比之下，地方版四万亿资金来源尚不明确，而刺激力度之高则令人错愕。
不可忽视的是，各地地方政府也是市场的主要玩家，萧条之下，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趋势延续，网间更有不少地方政府破产传言。
根据中国财政部信息，7月全国财政收入10672亿元，同比增加808亿元，增幅为8.2%，增速较6月的9.8%继续放缓，财政部亦将经济增长放缓作为税收收入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相比去年超过24%的收入增速，恍若隔世，尤其是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机动财力泰半来自土地出让金，今年更已出现大幅下滑。
钱不是万能，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税收乏力是地方版四万亿的动力，也是其短板所在。近期除了各个地方版本的四万亿，我们听闻更多的是和税费有关新闻，从沈阳到武汉等地，传出因商户因畏惧打假而关门也在逻辑之中。
反观长沙，对比其刺激计划目标8000亿，2011年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为668.11亿元，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619.3亿元。根据媒体报道，长沙市上半年重点工程投资完成额仅为年度计划的31%，重大商务项目累计投资额仅为年度计划的21.78%；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底，重大项目2012年累计完成投资额仅56.04亿元。
更进一步看，在没有银行以及债市等金融体系明确支撑之下，当前地方四万亿能否获得足够融资令人狐疑。不难看出，地方版四万亿出发点仍旧是政绩，借“稳增长”之名包装投资冲动。
在财政资金吃紧之下，地方政府的如意算盘不外乎是：以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结合争取项目规划，一旦获得发改委审批之后，依靠招商引资、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外来资金，政府自己并拿不出多少真金实银。
换而言之，地方政府画了一个大饼，试图作为美好蓝图获得各方政策、资金支持。问题在于，如果全局政策宽松不够的情况之下，地方版四万亿很可能难成大气候，只是“慷他人之慨”的假象。
笔者曾经多次撰文剖析四万亿的诸多弊端（具体参见《一个四万亿就够了》），地方版四万亿同样也存在类似问题。投资拉动见效快，但地方政府并无能力挑选最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也不具备运作项目的能力。投入巨资之后，往往不过是在已经产能过剩的行业中增添新产能，或者押注错误的技术方向。
即使项目中有民企介入，往往也因为与政府关系过度紧密，类似官商利益共同体。其间贪腐层出姑且不论，其失败往往也难以快速出清，错误叠加之后，往往难以纠正，最终故意酝酿成全局性崩盘，近日沸沸扬扬的光伏产业全军覆没的惨象，背后自有政府有形之手推波助澜的“功劳”。
回头来看，中国经济怎么了？从经典增长理论来看，增长往往与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直接相关。也正因此，中国过去经济增长动力，源自廉价劳动力以及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三点；时过境迁，无论人口红利还是制度红利，都在近三十年高速成长中已经消耗殆尽，即使当下放开人口政策，也很难为经济增长带来实质性动力。
现实世界不相信奇迹，旧日繁华渐成昨日黄花。中国经济的减速将是长期趋势，近期外围环境恶化只是使得这一进程有所提前，如今的经济下行之势只是开始。
在投资、出口、消费传统“三家马车”的传统分析框架中，投资占比过大，过分依赖出口，家庭消费不足往往为人诟病；为此，一旦出口下行，经济“调结构”之声不绝于耳。
经济学是舶来品，最近三十年又成为国内显学，在现实中往往存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如通货膨胀与货币超发，如投资过度与消费不足，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甚至如市场与政府等等，不仅与原本定义渐行渐远，徒然流变为名词之争，甚至意识形态之争。
事实上，中国投资过度只是表象，甚至，投资是否过度亦是伪问题。从人均资本存量看来，中国远低于美国，仍旧需要投资，但是问题在于，需要有效率的投资。正如汇丰银行一份报告中曾经指出，2010年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为1万美元左右，不足美国的8%，为韩国的17%左右。
中国的投资过度，其实只是投资错误而言，症结何在？在长期金融抑制的制度之下，民众畸形储蓄，利率被人为压低，行业准入被限制，资本分配更是“国”“民”有别。
行政之手强行干扰经济周期的自然衰替，必然导致经济冷热失调。往昔四万亿推动之下，大部分银行资金进入地方政府以及国企项目，不仅造成天价信贷推动之下的通货膨胀，而且造成大量错误投资，无效投资只能造就过剩产能，也挤压民间企业盈利。
也正因此，当前中国投资回报率下降根源之一，正是在于政府对投资的主导，近几年巨量信贷投放，换来的GDP保八，其代价不菲。投融资体系改革说了30年，却并无根本性进步，行政之手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必须打破，如此才可能在长期重新获得增长动力。
由此可见，无论地方版四万亿还是中央版四万亿，都不是解决经济困境的必须。中国不需要四万亿，需要的进一步改革。未来经济增长倚重全要素成长率的提高，短期或可祭出逆周期调控政策，譬如结构性放松货币政策以及整体减税，中长期则依赖制度变革。
改革之路应从界定政府权力边界开始，让政府退出竞技场，回归规则制定者角色，强化对自身权力的制度化约束。
换而言之，地方版四万亿如果要奏效，除非地方政府从上诉条款认真做起，以规则的制定者为追求。进一步看，地方之间也存在进一步分化，如果激励引导得当，未来权益保护得力、承诺可信度高的地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将会胜出其他地区。否则，光凭政策优惠而无基本权益保障，难以打动民企之心譬如某些曾经强行回收煤老板手中煤矿的地区，相信在短期之内难以重觅资本。
一旦政府确立承诺的可信度，其必然有助于营造良好市场经济氛围。如让民企可以利用金融资源，进入保护垄断行业，必然有利于民企可以做长远计划，也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提高，构成对于未来增长的有力支撑过往所谓中国民企爱赚快钱之说，也不过是对朝令夕改的无奈应对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