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邓小平几十年前为了激励中国的资本家曾经宣称：致富光荣。
事实证明，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致富会被审查。
新近所做的一些研究显示，在中国，那些非常成功且登上广为宣传的富豪榜的企业家更有可能遭到政府审查。无论对企业还是企业家来说，这种结果都是代价高昂的。虽然很多雄心勃勃的商界精英仍然能够轻松避开这类难题，但上述研究结果还是凸显出，中国复杂且不断演变的商业文化中，一些令人不安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
中国社会释放出的资本主义动物精神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改变了这个国家，使数以亿计的人获得了新的经济权力。但这同时也导致腐败蔓延、收入差距扩大，并加深了广大民众对新富阶层的猜疑。
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数据显示，全球不到1%的家庭控制了近40%的私人财富。该公司2008年估计，在近一半民众仍为农村人口的中国，不到1%的家庭控制了全国逾70%的私人财富。从历次民意调查的结果看，腐败和收入不平等是中国民众最为关切的两大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有两个因素尤其难辞其咎。中国国有企业及与政府有关联的企业在中国非农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大约为50%。这些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赚钱机器。商业力量集中到这一类企业手中会阻碍企业及市场的正常运作。因此，非国有企业的负责人理所当然会向政府官员输送利益以换取关照。
另外一种情况则是，商人和官员这两种身份一开始就是连结在一起的。总部设在上海的胡润百富(Hurun Report)专门追踪中国富豪的情况。据其计算，2011年中国亿万富豪（资产按美元计算）的数量创下新高，达到271位。胡润百富说，中国前50大富豪中，有三分之一拥有政治头衔。前10大富豪中，更是有五位拥有政治职务。胡润百富还说，这些富豪的资产越多，其拥有的政治头衔也就越多。
有时，反之亦然。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写道，政府干预以及政府所有权是中国贫富差距的原因。这鼓励了官员腐败、官商勾结。
另一个问题是：众所周知，在中国想要通过法院实现追索权非常困难。
香港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和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的两位教授对上海法院的判决进行了研究。当中国政府部门和农民、个人或公司打官司的时候，前者胜诉的几率分别是100%、92%和94%。当中国国企与个人或非国企打官司的时候，前者胜诉的几率分别是90%和86%。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前经济学家谢国忠写道：很多企业家已不再期望能从正常的商业活动中获得财富，他们依赖的是培养与政府部门或国企之间的特殊关系，从而谋求特殊优势。
谢国忠继续写道：民众的不满不是说谁富了，而是一个人如何致富，中国百姓怀疑中国大多数有钱人手里拿的都是不义之财。
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教授芮萌就曾好奇公众情绪和媒体宣传会对富人及其公司有怎样的影响。芮萌拥有美国休斯敦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财务金融博士学位。
芮萌和两个同事研究了1999年至2007年登上广为人知的胡润百富榜(Hurun Rich List)的这些人的关联上市公司。他们发现，这些公司的股价一般来说在该榜单发布后的数天及数月时间里均有所下滑。
此外，这些公司也表示，它们获得的政府补贴也有所减少。而且研究还显示，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个人受到中国政府调查或拘捕的可能性为17%，而对那些未上榜企业家来说这一可能性要低得多，为6.8%。
芮萌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减少对上榜者关联公司的补贴可能是因为政府不想受公众谴责：他们明明已经很富了，你为什么还要支持？他还说，那些公司股价下滑可能是因为投资者担心，胡润百富榜的“曝光”会招致政府的负面关注，而调查接踵而来可能是因为它们应该被调查。
芮萌说，对于那些一夜暴富的企业家来说，里面必定有很多暗箱操作。这番话是公众意见的一个反映。
芮萌的研究并不能算是全面，但胡润百富榜在某些商业圈中已获得了“杀猪榜”的称号。
所有这些都再一次提醒外国企业，发展在华业务可能要披荆斩棘穿过那片丛林。知名的中国合作伙伴可能不仅会让外商在中国法律上折戟，还可能让它们栽在欧美法律上。美国非营利组织Trace International负责人弗拉格(Alexandra Wrage)说，企业对中国的兴趣大得不成比例。该组织为那些寻求海外合作的美国公司做尽职调查。
好消息是，那些希望招商引资的中国企业目前有260家都是Trace合规计划的积极成员，而2006年这一数量为35家。
坏消息是，相对于数量浩如烟海的中国公司而言，这些公司只是沧海一粟。而且也有很多其他人认为，发家致富就是很光荣，不管通过怎样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