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与实际操作之间经常出现背离。比如去年与今年的货币政策基调均为稳健，但在实际操作上，去年货币政策明显偏紧，而今年政策操作却呈现前紧后松的态势。为何政策目标在执行中常有改变、左右为难?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受多重矛盾困扰。
政策基调与实际操作存在差异
市场常常通过每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达的信息，判断第二年宏观政策取向。近两年宏观政策基调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上，去年上半年存准率不断上调至历史高点21.5%，新增贷款与社会融资总量大幅减少，M2增速下降到不足13%，大大低于央行16%的目标，这样的政策很难说是稳健，实则很紧。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没有明显体现，除年底突击花钱以外，前10月，财政盈余累计为1.3万亿元，大大高于以往。
从今年来看，货币政虽然同样表述为稳健，但却不足以稳增长。早前政策放松慢于预期导致经济下滑加大，5月以后，政策更加积极，6、7两月频繁降息，显示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因此，虽同名为稳健的政策，实际操作及内涵却大有不同。
回顾早前几年的政策基调与实施情况，也存在这一问题。例如，2008年定调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伴随着金融危机传到中国，2008年底，便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至2010年均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2009年新增贷款9.6万亿、M2平均增速26.5%，可以说极度宽松。而2010年年初，央行便下调准备金率，当年六次上调准备金率，10月启动加息周期。这样的政策也很难说是适度宽松。
多重矛盾困扰中国宏观调控
为何政策目标与实际操作之间经常出现如此大的背离?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多元化，以及政府的过度使用行政手段以期快速达到目标;但由于各目标协调起来困难，有时甚至存在矛盾，政策执行时往往缺乏连贯性，所以部分政策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具体来看，突出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稳增长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放弃一直以来追求高增长的目标，而且有时可能需要容忍一定的经济减速，但稳增长的要求是不能容忍经济减速。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调结构需要投资占GDP比重下滑，但消费对GDP的贡献尚不足以抵消投资的大幅下降，投资的下滑导致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所以政府重新强调稳增长的关键仍是稳投资。
第二，房地产调控和促消费之间的矛盾。房地产调控政策希望促进房价回归合理价位，但过于严厉的调控又不免导致房地产销售下滑，与其相关的消费也不断下滑，对消费和稳定经济增长不利。从上半年销售情况来看，由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深入，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家具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而这种态势直至今年6月，受刚性需求的释放、降息等政策的影响，6月住宅销售环比上涨41%，房地产销售逐步回暖才带动相关消费有所增加。
第三，房地产调控与稳增长和投资之间的矛盾。持续两年多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引起了房地产投资尤其住房新开工的大幅下滑。若将当前经济状况与金融危机之时做以对比，可以发现，2009年经济增长回升主要依靠的是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而如今情况更为复杂，当前企业产成品库存较高，产能过剩的矛盾更为突出。而受制于政策调控，房地产投资持续低迷，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至16.6%，远低于前两年逾30%的增速，且已降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这样来看，海外经济的不确定性与国内房地产的严厉政策持续，能否稳增长仍有疑问。
第四，提振股市信心与银行非对称降息之间的矛盾。今年年初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温总理提出了提振股市信心的目标。但6月央行开启利率市场化、两度非对称加息之后，银行面临利空。而考虑到上交所流通市值前二十位中银行股占有十位，作为高权重股已然影响股市风向，加之经济基本面依然疲软，股市信心未能提振。相反，房地产销售的反弹却带领房地产龙头企业盈利颇丰，地产股成为A股中的明星，意味深长。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外逃之间的矛盾。欧债和美国次贷危机，国内刘易斯拐点的出现都使得人民币国际化已经箭在弦上。然而，经济下滑阶段，担心资本外流仍是决策层的主要担忧。特别是，人民币汇率加大浮动以来，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导致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美元反而走强。而今年贸易顺差收窄，也使得人民币已经连续两月暂别升值通道。贬值压力加大使得投资者看空中国经济的预期出现，导致资本流出的步伐加大。
总而言之，中国政策执行与政策目标之间常常有异，与多重目标存在矛盾关系较大。这样看来，如何协调多重矛盾，提高政策的前瞻性与灵活性，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减少政府过度干预，是值得决策层在日后政策制定中重点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