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前的大灾难当中，毛在声色的追逐上却变本加厉，而且已经越来越不加丝毫掩饰。
中南海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舞会的场所暂时迁移到怀仁堂内北大厅，后来又回到了春藕斋，春藕斋舞厅旁边新修了一间“休息室”，里面放了床。我那时仍是每场舞会必到，常在舞兴正酣的时候，大家都看见毛拉着一位女孩子去休息室，待在里面，少则半小时，长则一个多小时。这时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刚好改名成一一八(118)会议室，这是一大间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的规模，是我见过最豪华的房间，在人民大会堂内，毛又有一些女朋友。
许多女孩子以与毛有这种特殊关系为荣，这些女孩子大多是贫农出身，或是从小由政府养大，思想上非常崇拜毛，毛的临幸自然会让她们感觉到莫大的恩宠。但是也有一些女孩子拒绝毛的要求，通常她们是年纪较大，教育水平较高的女青年。有些护士认为与病人发生亲密关系，有违职业道德。
大部分的女孩都知道这特殊关系只是暂时的，她们开始服侍毛时都极为年轻，而且未婚，等毛厌倦了，就会安排她们跟年龄差不多的人结婚。在毛宠幸期间，他要他的女友们对他忠贞，虽然有的也会自行结婚，却仍会被毛叫去陪伴。
这些年轻女孩在敬畏毛的政治权利外，也倾倒于毛的性能力，毛在六十七岁时，阳萎问题完全消失，毛在那时成为实践者--性的功能是延年益寿，而不单是享受。
我不可避免地知道了毛的许多臭事。他的女友平时则大肆宣扬这种特殊关系，而且说话露骨。毛常把素女经拿给他的一些女人看，这成了他的教科书。有的女孩很年轻，文化程度又低，这部书字句艰涩，与现代语言有不少差别，她们常拿一些看不懂的字词来问我。这些都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也无法说清。有天一个女孩子毫无遮掩的告诉我：“主席可真是个伟大人物，他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
年轻女人既多，有位年轻卫士便惹上麻烦。有天半夜，一位文工团团员来卫士值班室给毛取安眠药。这位卫士开玩笑的拍了毛女友的臀部一下，说她长得很白很嫩。她立刻变了脸，骂了一声：“流氓”。匆匆走了。她回到毛的卧室，向毛全部都说了，当夜毛将汪东兴叫来。
汪从毛卧室出来后，便冲进值班室，对卫士吼说：“你怎么什么事都要插一手？这不是老虎嘴里拔牙？”
卫士问汪怎么办。汪说：“听主席的。不过你也不要着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停止了卫士的值班，叫卫士休息，听候处理，并且取走了卫士的手枪。毛原本想将卫士关起来，汪建议不如办得缓和一些，太急太严，怕出人命，并且提出，将卫士作为正常工作调动，调出北京。毛同意了汪的意见。过了两天，汪东兴找卫士正式谈话，将卫士调走。
我们在上海逗留的时候，毛住在锦江饭店南楼第十二层楼。整个南楼全由一组人员居住。这次同行的有一位女机要员。
毛在一九六一年跟这位机要员很热火，二月时毛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她当时就想拿出去发表，被毛阻止了。
一天凌晨四点，新调来的一个年轻卫士慌慌张张跑到我的住房将我叫醒，说，：不好了。我到主席房里去给他的茶杯倒开水，我也不知道有人睡在他的床上。我一进去，她光着身子掉下床来，吓得我立刻退出来。你看这怎么办？”那位卫士才来一组不久，不清楚毛的生活规律。他说他不晓得毛房里有女人，他也没看得很真切，只是从放在房门后床前的屏风缝隙里瞧见她。
我起来说：“别急，主席看见你没有？”
他说：“我也不知道他看见没有。我刚一进去，她掉下来，我就跑了。”
我说：“也许主席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她怕难为情，也不一定告诉主席。就算告诉了，也没有关系。”我又劝他，以后不可大意。进房以前，一定要清楚里面有没有人。
卫士说：“我刚来，也没有谁向我说明，该什么时候进去，该怎么办，全凭自已揣摩，自已摸索。我又不知道会有这种事。”一面说，一面哭。我又安慰他，问他告诉汪东兴没有。他说还没有。我告诉他，明天乘空告诉汪东兴，可是不要再同别人讲了，免得传来传去，就成了大问题。又告诉他，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以后可要小心了。毛的房里有女人，千万不可进去。以免误会。
卫士说他不能干下去了。我说干不干自已作不了主，汪东兴也得听毛的。那卫士只有十九岁，很天真老实。最后他说：“万一有什么事发生，你要证明我确实不了解情况。
卫士从我八楼的房里出来后，回到十二楼值班室。不过十几分钟，毛房里大吵大嚷起来。卫士不敢去看，后来叫得太厉害了，他才走到房门口。她正在大哭，毛看见卫士，叫他进去，说她不尊重他，没有礼貌，立刻开会，批评她。
原来她与毛都是湖南人，在中南海跳舞认识的。她有个朋友，想结婚，毛不让她结婚。今天早上，又讲到结婚的事，她便说毛将她当作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听了非常生气，将她踹到床下，就此争吵起来。他两人根本没注意到卫士进去倒了开水。
毛叫汪东兴去，要汪立刻开会批评她。但她说如果开批评会，就要公开她和毛关系的内情。而且要公开指控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汪真是进退两难。汪便找我商量。
汪说：“这怎么好。随便批评一下，传到毛那里去，毛说我敷衍了事，这就说明我们知道内幕，才马马虎虎过去。但是批重了，她沉不住气，说出真相，等于将毛的丑事抖露出来，毛会认为丑化他。”
于是汪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由我先找她谈一谈，说明要按照没有听从和不尊重主席批评，别的事不要谈。她同意了。批评会还是开了。会上她觉得委屈，又哭了一顿，作了自我批评。这事算是就此了结。
但毛仍不让她结婚。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顾不上了，她结了婚。毛转而对另一位文工团团员发生兴趣。这位是江青在外地时第一个整晚待在毛房内伺候他的女人。在一次晚会后，毛将她带回一组住所，这时江青已去杭州。这位文工团团员白天晚上都住在一组。端茶送饭，完全由她侍候。毛带着她到了上海以后，仍住在锦江饭店南楼。毛和她打得火热的时候，夜晚便要她睡在他的房里。
上海市公安局的人、上海市委招待处的人和锦江饭店的负责人都在这里，再加上饭店的服务人员，这么多人都知道毛留女人住在房里。这位文工团团员也很得意。她原本就想利用这次外出，将她与毛的特殊关系挑明。她同我说过：“过着这种不明不暗的生活，算怎么一回事哪？”
但汪东兴负责安全工作外，还兼顾毛的名誉。那么多人知道毛留女人在房内过夜，影响太坏。何况人多口杂，不好。汪认为还是劝毛让这位文工团团员住到别的房间里好些。但汪又不敢自已去跟毛说，便叫卫士给毛提意见。汪跟卫士交代，不能将以上的意见说明是出自汪的口里，只能说是他本人的建议。卫士向毛讲了以上的建议。毛很不高兴，但是勉强同意了。让这位文工团团员住到八楼的一间房内。这便种下了将这位卫士调走的原因。
这位文工团员还给毛介绍别的女人。她名副其实的“内举不避亲”，将姐姐们都介绍给毛。毛曾让她将大嫂带来见过一次。这位女子年纪大了，长得也不好看。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毛在我们住的无锡太湖内的梅园请那位文工团团员、她二姊和二姊夫一起吃饭。毛不在乎二姊是已婚女子，绿帽冠顶的这位二姊夫不但没有义愤填膺，反而深觉与有荣焉，窃望以此做升官之阶。晚饭后，毛叫他回家，让二姊住了参个晚上。在这期间，毛将曾希圣和柯庆施叫来，讨论了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毛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这一建议。但到一九六二年夏，又批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
汪东兴为此曾愤愤地说：“竟然还会有这样忘八式的男人。”汪东兴还讥笑说：“她的妈是死了，不死的话，也会来。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煮。”
自一九六零年以后，毛的性放纵越来越不顾一切。汪东兴一次同我说：“主席年纪老了，是不是觉得活不久了，要大捞一把。否则怎么有这么大兴趣，这么大劲？”
大部分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力，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异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欺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往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
那位文工团团员有阴道滴虫病。她说在文工团内，女团员穿的舞蹈服装，全部是混穿混用的，所以一名女团员有了滴虫病，很快就传给了所有的女团员。这种病在男子受染后，没有什么症状，容易忽略过去，但是可以传给女人。女人在初染急性期，症状明显，但到了慢性期，症状就很少了。
毛很快受到传染，成为滴虫携带者。此后，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毛根本不相信他自已已经受染。一组知道内情的人，都自带盥洗用具，于是我的药箱内又得装入消毒用药，交给卫士，让他们自已动手。我交代他们，消毒这事不能让毛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