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49年建政后，通过一系列运动，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都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1955年，毛泽东首次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过，1957年，毛泽东出访苏联，在回应赫鲁晓夫的“苏联要15年赶超美国”的说法时，毛泽东大口一开，称要让中国在15年内赶超英国。于是1958年初，做出了“全面大跃进”的战略决策。经济上的“大跃进”让全国各地浮夸风盛行，工农业“卫星”不断上天。虽然大跃进在早期赢得了人们的热情支持，但随着不切实际的发展指标，以及农民口粮被征购，不满情绪在民间积聚，这种情况让中共一些良知尚存的领导人忧心忡忡。1958年11月28日，中共一些领导人在武汉公开讨论恢复经济的稳定问题，并在毛泽东反对的情况下，发表了一个决议并通过若干措施，旨在阻止人民公社化的社会和政治上的激进行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被迫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这让毛泽东深为不满，从而为中共新的内斗埋下了伏笔。1959年初，中共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再次召开了一系列旨在缓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会议。刘少奇取代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
大权旁落的毛泽东不甘屈服。1959年4月，他公开指责武汉会议的决议。而就在中共召开一系列会议的同时，毛泽东派兵于3月下旬平息了所谓“西藏叛乱事件”，引发了国际上的一片谴责之声。7月至8月初，中共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主要的议题是：共产主义的前途和大跃进运动；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的地位和作用；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对军队的控制等。
在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正确的，接着指出大跃进的问题所在：“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份资金，推迟了一部份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而毛泽东对此的辩解是：大跃进从总的形势来说，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对于别人批评自己好大喜功，毛泽东反而坦然承认“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专案，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毛泽东不仅否认别人对自己脱离实际的指责，而且威胁，如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灭亡了，“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毛泽东还运用政治手段划分了两条政治路线，迫使中共其他成员在他与彭德怀之间进行选择，而且还将他个人对毛泽东的领导问题与其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对军队的领导混为一谈。毛泽东公开说，彭德怀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认为彭德怀在搞分裂活动。“彭德怀这次迫不及待，你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毛泽东同时还将彭德怀的批评与西藏事件联系在一起，“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份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从前全世界骂，他们还不注意。西藏问题一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一次大规模的全世界骂我们。骂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欢迎！共产党不挨骂，算什么共产党？！”无赖嘴脸昭然若揭。
尽管党内绝大多数成员赞同彭德怀的主张，知道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荒唐专断的，但由于他们自身缺乏讲真话的勇气，缺乏与毛泽东抗争的勇气，特别在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的界限上，这些人选择了放弃良知。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重申了毛泽东的最高政治地位，而且通过了谴责“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将其与1950年代初的高岗反党阴谋联系在一起，进而展开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彭德怀被解除了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其支持者也被撤销了军中职务。在这样的批斗形势下，彭德怀等人被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彭德怀不仅作了一次次的检讨，还给自己扣上了“挂著共产主义帽子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标签，并不得不违心的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支持彭德怀的黄克诚则说自己的认识是“资产阶级富裕中农思想在头脑中反映”，周小舟、张闻天也在会上作了检讨。
以威胁、无赖手段重新确立自己地位的毛泽东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洋洋得意地说：“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是一次胜利的会。林彪同志你刚才讲的那两句话，避免了两个东西：第一，避免了大马鞍形，如果彭德怀挂帅，天下就要大乱，泄掉干劲；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及时阻止了党的分裂。犯错误的同志自己还得到了挽救。”而彭德怀的命运自此注定。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住在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屯田六年，自食其力。其后又去湖南湘潭县家乡调查，将所写的5个调查材料送中央参考。
1965年，彭德怀被派往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一职。彭德怀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泽东。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彭德怀写信的用意自然是想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处境，也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到了2月，“文革”风暴更是席卷一切，一大批老干部纷纷倒地，卫戍区的“监护”任务也重了起来。周恩来指示傅崇碧，所有卫戍区的监护点要严格执行五条规定：一、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二、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发、洗澡；四、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的风；五、哨兵放在门外。
因为有了这些交代，虽然外面形势很乱，被“监护”起来的彭德怀还没有受到后来的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但是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彭德怀，现在只能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学习，扪心自问，写交代材料；这让他简直无法忍受。有一天，王金岭特地将侄女彭德怀梅魁送的水果、滋补品和一台收音机悄悄交给他，他却坚决不要。他向王金岭哀求道：“王参谋，你给我向毛主席打报告，向周总理打报告，权当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怀，权当不认识我，让我回老家当农民吧!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算了!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王金岭劝道：“老人家，这可叫我为难了。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认就承认，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上下都乱。说不定等局面稳定了，毛主席会想到你，会让你出来工作的。”彭德怀仿佛得到了一丝安慰：“那好，我等着。主席只要让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再去西南三线。我做梦还又去了三线哩!”
彭德怀在囚窗里翘首盼望毛泽东的答复，就此一等8年，直到他的生命结束。彭德怀正受着疾病的折磨。由于心情焦灼，房屋阴暗潮湿，又没有衣服可换，在朝鲜战场矿洞里患过的神经性皮炎复发了，双腿长满湿润和糜烂的斑块，并向上身扩散。2月中旬，彭德怀的腿、臀、背长满红疮，奇痛奇痒，不能弯腰，不能躺卧，这时他才向监护点的人提出能否治疗一下。彭德怀身上仍然是从成都穿来的一套内衣裤，已沾满了脓血。袜子早破了，棉裤露着棉花。监护点内，被监护的人都收到家人送来的衣物、食品，唯彭德怀没有人送。监护干部问他要不要告诉家属送些换洗衣服来，彭德怀总是说：“算了吧，算了。”
3月到了罗道庄，彭德怀发现对他的看管更严了，自言自语：“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冬日将尽，他还穿着那身破棉袄裤，无衣可换。他向哨兵要来一根针，一点线，自己补破袄。有时对着哨兵拍腿感叹：“今年我撤职八年了，这八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1967年7月，“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全面夺权”，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一代民族精英、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被揪上批斗台，遭肆意凌辱。江青十分“关注”彭德怀。在她的心目中，元帅——“海瑞”，正需要痛打一下。她几次不阴不阳地提到：“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过去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呵！”戚本禹连忙告诉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彭德怀拉出来斗”。红卫兵提出没有“炮弹”，戚本禹马上叫专案组给红卫兵提供材料。
7月19日早饭后，彭德怀正埋头写自传，被告知要去“开会”。中午，有人给他一个玉米面饼子。下午他被带到北航六系楼的一间教室里，面对着60多个红卫兵造反骨干。“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一个头头厉喝一声。“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
“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在山东及其他地方组织一两次’？”
听到毛泽东发了贺电，审问者不知怎么“审”下去。号称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赶快扭转局面，喊：“彭德怀，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你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口出此言的红卫兵，根本没有看到过他说的那份“万言书”。“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是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这确是8年来彭德怀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无奈何地想到的理由，此时冲口而出了。
全场喧哗起来，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彭德怀挺身，在喧闹声中提高了嗓门。韩爱晶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忽啦围上去一堆人，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未说完，有人一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七十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下午5时50分，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267医院检查，病志记载：“胸部正位相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彭德怀遭毒打的第二天，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武汉7.20事件。紧接着“揪军内一小撮”，使已成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和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萧向荣、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低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
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原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早“落选”，被派去担任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仍属“当权派”之列。而最关紧要的，她是彭德怀的妻子，这使她成了“造反派”的大目标。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数学楼前。几个月来，她茫然地承受着一切。骤然间，她看到人群中一辆三轮车上押着一个人。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就看出是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会台。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这一幕“史无前例”的悲剧，成为他们30年夫妻的最后一面。扁担落在浦安修的肩背上，她的头被揪着往墙壁上撞得咚咚响。造反派还递给她最后通牒：“再不交代，砸烂你的狗头！”
8月31日晨7点，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朱红大门徐徐打开，浦安修低头匆匆而入。两小时后，有人发现了她，她静静地躺在昆明湖边，衣袋里还有未服完的安眠药。半夜，浦安修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她又回到了多难的人世。一天后，专案组头头下令将她从医院押回学校管制。
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因精神受重大刺激，右半身麻木。8月15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接着，窗外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马上在全国掀起又一次批彭高潮……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8次审讯彭德怀的入党问题，目标是“彭德怀是假党员”，以达到对他的历史“一否全否”的目的。过年后审讯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2月5日从下午2点30分到6日凌晨1点钟，审讯人轮流休息、吃饭，彭德怀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休息，连续被折磨11个小时。彭德怀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认罪书”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写上了一段话：“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泽东……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做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江青直接控制的专案组经过10个月的审讯，用千古切齿的莫须有逼供信手段，制造出了一个《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
“九大”以后，彭德怀明显地衰老了，经常失眠。9月11日至14日连续4夜，他几乎彻夜没有入睡。他常常自言自语，有时静坐出神，有时唱歌发笑，有时发脾气、闷声出气。1970年7月2日，江青催促专案组对“主要案犯”定案。7月21日，彭德怀专案组上报《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并据此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除了开杀戒，彭德怀竟被几个由江青封为“无名英雄”的无名走卒判了最高徒刑。
在一次提审中，专案组甚至提出，1950年11月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不是美国飞机炸死的，而是彭德怀有意害死的。这次诬陷给彭德怀精神造成很大的刺激，使他既气愤又伤心，连续失眠，甚至发生了幻视幻听。
从1967年6月21日到1971年末，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对彭德怀的残酷审讯达200多次，直至他的健康完全崩溃。1973年4月17日，彭德怀经确诊患晚期直肠癌。当晚，专案组在关于彭德怀的病情向中央的报告中才提出：“鉴于彭德怀病情严重，准其侄女彭梅魁等家属探视。”21日早晨，护士来扫除，打开一扇窗户，病房顿时明亮起来。彭德怀对医生说：“帮我把窗户上的纸去掉。”医生说：你给警卫战士说。彭德怀勃然大怒，拍桌说：“我不是‘145’(为在医院保密，对彭德怀不用名，而用十四病室5床的编号），是庐山那个彭德怀！住院了，你们还不放心！？我不住这个月婆房(指像产妇房不透风不透光)！我回去住监狱！”哨兵说，以后有什么事给专案组说。彭德怀气得把桌子拍得更响。他发现，他仍然是囚徒，住进了新的囚室。26日7点15分，手术开始。301医院外科主任陆维善大夫主刀。切片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即进行根除，并做结肠造瘘。下午1点40分手术完毕。
1974年元旦，彭德怀躺在病床上。没有人来看他，他自言自语：“又过去了一年”，“这是最后一个年了！”他预感到1974年将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新年的《人民日报》送到他手中，他阅读着，元旦献辞又是“大批判”，又点了彭德怀的名。他把报纸一扔，气得胸脯一起一伏。癌细胞迅速扩散。经医生要求，准许他晒太阳，但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阳台，进出还要回避和其他病人见面。总之，要彭德怀与世隔绝。被剧痛折磨到1974年6月，彭德怀已消瘦不堪，神志昏迷。“晚上不得天亮，白天不得天黑”，哨兵记载，他一遍遍说着这句话。他想和护士握手，护士不伸手；他要和战士握手，战士也没伸手。1974年11月29日14时50分许，彭德怀的脸上突然出现一阵红晕，随之鼻口出血，呼吸停止。14时52分，心脏停止了跳动，彭德怀静静地躺在301医院十四病室五号病床上，再没有愤怒，没有呐喊。身旁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1978年，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功劳的彭德怀终于被“平反”。
彭德怀的经历，不过是彰显毛泽东“兔死狗烹”做法的又一个例证，而这或许能让人多加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