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不断上升，中央决定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的主线是极其必要的。方向虽明，但转型不会自动发生。如何突破“知易行难”，将转型落到实处，不仅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攸关下一个十年中国的社会稳定。
幸运的是，广东最近几年的实践为下一个十年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以东莞、深圳等为核心的珠三角堪称“中国制造”的重镇。珠三角的制造业起步早，也最早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
汪洋的广东实验，既有主动为之的战略远见，也有不得不转的现实压力。概而言之，汪洋所体现出的“转型领导力”包括以下要素。
1、正确的方向。面对不断上升的社会矛盾，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把矛盾归结为市场化改革，认为腐败和收入差距悬殊等社会不公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进而提出否定市场化路线的主张。为了吸引民众支持，这些人描绘出“均贫富的民生路线”，对底层群众很具迷惑力。重庆的“唱红打黑”即为典型，这种模式以目的的正当性来掩盖其对法治的践踏和对纳税人公共资源的滥用。
另外一种观点则强调现在的问题不是市场化本身带来的，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因而解决方法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汪洋非常鲜明地表示，广东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作为未来发展主导思路。在汪洋的报告中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核心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等事关全局的重大关系；重点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并需要继续深化经济领域改革，需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2、摆脱GDP崇拜。长期以来，地方官员对GDP增长顶礼膜拜，因为这不仅关乎政绩，也能带来税收和官员个人利益方面的好处。片面追求GDP，甚至不惜破坏环境、践踏社会公平，无疑是不可取的。诺贝尔奖得主森认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商品消费数量，更要关注人的自由的拓展、人的能力的提高、人的潜力的发挥。科学发展，要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性，从“以物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汪洋上任后提出建设“幸福广东”，以“幸福”期待GDP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他说，“广东现在不打经济仗了，江苏愿意超广东就超吧。” 5月9日汪洋的党代会报告只有1.6万多字，报告全文没有用一个数据，只用十六分之一的篇幅来总结成绩。上行下效，这无疑有助于打破基层官员的GDP崇拜思维。
3、突破政治周期的狭隘观念。官员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中外皆然，这是官员的个体理性，也是政治周期的必然。但如果官员都采取“击鼓传花”的做法，矛盾将不断积累直到失控状态。吴敬琏先生忧心：“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措施不力啧有烦言，甚至将其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从当前事态看，批评政府和要求政府有更多作为是完全有理由的”。汪洋谈到经济转型时曾说，“功成不必在我任期”。鉴于转型任务的长期性，中央和地方官员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指出：“推进转型发展不是在公园里散步、在沙滩上晒太阳。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没有抛开个人得失、耐得住寂寞的实事求是的勇气，没有逐个突破体制机制等障碍的坚韧毅力，不可能取得成功”。
4、直面既得利益的阻力。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塑，必然会遇到既得利益的激烈反对。国企改革、三公消费改革、教育改革、金融改革莫不如此。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汪洋的文章《探索广东特色之路》，文章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说其艰巨,是因为利益格局调整的不容易,是因为‘自我否定’的不容易,更因为新路探索的不容易。比如,囿于传统利益格局,不愿转；不具备知识能力,不会转；体制机制约束,不能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改革者一旦手中有了权力，就会蜕变为改革的反对者，即使特区深圳也不例外。汪洋一针见血地说，“现在深圳的部门越来越多，法规越来越健全，但是燃烧岁月的激情越来越淡漠。现在的环境至少没有让人觉得我们比1992年前后、改革开放初期更好吧？”
5、重塑体制。管理学上有一条原理：考核什么，就得到什么。对政府官员而言同样如此。不管和谐社会的口号喊得有多响亮，只要不改变现行的体制，类似乌坎事件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正如汪洋所说，“要更新观念推动转变,也要靠机制倒逼促进转变；要制定政策引导转变,也要学习培训学会转变”。要推动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就必须从改变官员的激励机制入手。长期以来，只注重口号呼吁，忽视考核机制的引导，是改革流于形式的重要原因。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只有设计出符合官员利益的有效机制，才能使得官员成为改革的推动力，而不是阳奉阴违的阻力。
6、小政府，大社会。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势政府的主导作用，即“政治经济一体化”。这一模式导致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不断加深，结果政府本身即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滋生腐败的主因。经济转型，要求政府转向“看不见的手”，退出经济活动，致力于维护法治和公平竞争。汪洋非常深刻地指出，“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首先要从执政党和政府头上开始。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强化民主法治不能让权力‘寻租’扭曲市场经济。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打破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问题，基本形成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制度框架。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机关的影响，这一点确实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审批事项上。 ”政府自身的改革需要“灵魂深处的革命”，应该自上而下推行。汪洋抱怨说，“广东想免收企业费用，中央部委说广东不能带这头。”
7、观念突破。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这场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中，政府本身的改革处于漩涡的中心。要实现“政府自己改革自己”这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离不开政府观念的突破。我们要克服“政府万能”的思维巢臼，放权让利于民，让人民自己去追求幸福，这才是市场经济的真谛。汪洋指出，“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只有把政府和人民的位置摆对了，政府才会接受社会监督，才会真正“为人民服务”。汪洋说，“我每天都看微博留言，经常能看到批评我的，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我们是执政者，是公仆，主人说仆人两句好像也有合理性。鼓励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更注意网络声音，因为在这个平台大家可以更大胆、更直率、更尖锐地对执政者提出意见。”
汪洋在推动广东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正视社会问题，重申改革开放路线，直面既得利益的阻挠，强调通过体制改革引导转型，将口号转化成行动，摒弃GDP崇拜，“功成不必在我任期，”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革新政府观念，树立民众权利意识，建设“小政府、大社会”，这都是未来十年中国社会改革亟需的领导力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