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沪上法治梦》是上海司法界老人何济翔先生的一部人生实录，这本书，连附录不过十一二万字，不算长。但仿佛一幅包容深广的长卷。读着读着，我心中跳出杜甫的两句诗：“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何老先生在《沪上法治梦》中记录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三、五反中的跳楼自杀的见闻：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阜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行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砸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听完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商人。
说你偷税漏税，还要你从光绪年间上海开阜时补起，哪里有这种强盗逻辑？谁又有这么大的财力？陈市长要的就是资本家们都纷纷去自杀，然后财产无偿充公，不羞辱你，不灭你如何能夺得你的财产呢？
2、1970年夏天，我在包头第二热电厂的扩建工地上也见过“降落伞”，那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二电厂的一个中年工人从五十几米的锅炉房的房顶跳下，摔死在建筑工地上，工人们都去围观，我也闻讯赶到。他死的很惨，小腿骨都摔断了，白色的断骨穿出皮肤，鲜血流的遍地都是。那一幕惨剧我终身难忘。
听同事说，那个师傅姓赵，南方人，出生于地主家庭。1970年年初，母亲病危时，他回老家探望，母亲在弥留之际给了他十几块银元留作纪念。这十几块银元是土改时唯一没有被收走的财物，他小心翼翼地把这十几块银元带回了包头。但是回来不久，“一打三反”运功就拉开了序幕。他为这些银元的安危惊恐万状，藏在哪里都感到不安全，天天和妻子嘀嘀咕咕滴商讨此事。一天他终于决定走“破财免灾”的道路，把这些银元和垃圾混在一起倒进垃圾箱。他想：收垃圾的人一定不会说，即便说了，谁也不会知道是何人倒出来的东西。正当他要端正簸箕往外走时，老婆突然变卦，她认为倒在灶火里，先用火烧化再倒，更安全一些，起码银元上的袁大头不见了，银子毕竟比袁世凯的罪过要小些。
两口子说干就干，炉火烧得通红时，他把银元倒入灶中，然后拼命地拉风箱，往灶里鼓风，大约烧了十几分钟，他端起锅用炉钩子扒拉时，发现银元并没有彻底融化，只是烧结在一起，成了一坨，再也无法分开了。
他很无奈，只好把银元坨子铲出，等到温度恢复正常，放在簸箕里，用炉灰遮盖后，慌慌张张地出门直奔垃圾箱。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那时包头二电厂的家属院都是平房，人们都是早晨才倒垃圾，就像上海人都是在早上倒马桶一回事。再加上他神色慌张诡异，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年月里，由于出身不好，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人们的监督。就在他前脚进门，街道的积极分子就从垃圾箱里找到了他的赃物，第二天他就被单位拘禁，逼迫他交出家里剩余的财物。经过几天的“车轮战”与酷刑，他不得已交代，在孩子的红“主腰子”里还缝有几十元钱。他本以为他彻底交代了就算没事了，没有想到，人家还是不放过他，打的更凶了，还继续逼迫交出祖上剥削来的财物。
他遍体鳞伤，身心俱痛，再也无心活下去了，于是谎称在二电厂汽机车间屋顶的石棉瓦下还藏有好几千元。专案组信以为真，那天一早，就派人陪他去找。在五六十米的汽机房的房顶，他最后一次看了看蓝天，然后趁人不备，张开四肢，从天而降。终于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道路。
“一打三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场惨烈的政治运动。“文革”大规模的杀人游戏，始于“红八月”的红卫兵，高潮则是以国家权力机关主导的“一打三反”运动。
根据后来的统计数字，一打三反运动，全国总共抓捕了50万反革命分子，运动期间非正常死亡数字应在二十万左右。
3、1963年的春天，内蒙古地方病研究所也有一个大夫“从天而降”，不过他不是因为政治问题，而是因为婚外恋。他是有妻子的，但是他与妻子感情不和，后来又和一个女同事相好了，东窗事发，受到组织的严厉的批判，他以死来对抗组织的批评。
那天他爬上了机关锅炉房的大烟囱，站在上面犹豫，领导、同事都纷纷劝说他下来，他不肯，前后僵持了几个小时，后来，在领导的责难与群众的辱骂下他毅然地钻入了烟囱，估计死相很惨的。
那个大夫好像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相貌很富态，和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官有点相似，现在推算，他那时也就三十多岁。不理解他为何为非要自杀，如果感情不和，正常的起诉、离婚不行吗？估计那时离婚很难，组织上也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情。
4、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因为政治生活已取代了日常生活，特别是人为地制造阶级对立，使整个社会普遍缺少人道主义精神，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人人都自顾不暇。即便在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并没有放弃了对他们的批判，多数是在“畏罪自杀的”名义下，而被罪加一等的。巴金曾说过：“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高层对自杀现象缺少起码的人道关怀，也是加剧自杀现象激增的原因。毛泽东曾对李志绥说过这样轻松的话：“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其实何止千把呢，据专家估计文革至少有200万人罹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