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早操的学生
“全中国都知道江城博这个小伙子在讲什么：中国高中毕业班的学生每天上课整整14个小时，然后就得回家继续学习，每两周只有一天休息。压力主宰着这个制度，独立是这个制度的威胁。勇敢的学生江城博一案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一点：校长将江城博打发回家，说他欺骗老师，要为自己的‘严重政治错误’作自我批评。江城博的父亲被叫到学校，压制的机器转动起来。然而，当校领导发觉学生中出现骚动、江的演说在网上引起多么大的轰动之后，就将此事淡化，小伙子可以继续上课了。江城博在博客中写道：‘我坚持我的演讲。’对中国许多年轻人来说，他会是个榜样。
“高考在毛的文革中被极端的共产党人作为过时产物废除，直到1977年才重新实行。从那时至今，对中国僵化教育制度的不满和抗议，还从未像今年这样如此公开地表现出来。当局也相应地非常害怕，偏偏在中国最大的政党选举之年，稳定和秩序无比重要，担心失去对叛逆的全球联网的青少年的控制。于是，出于对当代的荒谬的错误判断，试图用宣传运动加强青少年的纪律性，将一位50年前去世的共产主义模范标兵置于人们的注意中心：'向雷锋学习！'。从6月6日到9日，9百万学生同时进行高考。然而到处都在酝酿不满。”
“社会和教育制度都有病”
该报以湖北孝感市一中集体“吊瓶赶考”为例说，“凡涉及大学入学考试，中国的父母就无所顾忌了。多年来，他们也用昂贵的培养手段给子女填鸭。但是现在，对扭曲的抵制通过互联网得到一个论坛，还有一位开路先锋钟道然，21岁的经济学专业学生，他将整整一代人的愤怒宣泄纸上，书名为《我不原谅》。
“钟写道：'不仅学生有病，我们的社会和教育制度都有病，小学拿走了独立价值观，中学拿走了自主思考，大学拿走了理想梦想，自此以后我们的脑子就像太监的内裤，里面什么都没有。”
该报认为：“钟的书远非只有激烈抨击和自身经验，而是言之凿凿的批评。这位年轻人为写253页的书钻研了数百本著作， 他主张彻底改革教育，让中国能培养出创造型、创新型人才。”
文章说，“这本书问世后仅仅6个星期，还在3月份人大会议期间，就在一夜之间从市场上消失了，出版社一位工作人员对《星期日世界报》表示‘不得不停止发行’。教育部作为正统的保守派堡垒，在感到震惊的学生父母抗议后进行干预。只有在网上的旧书中还能找到几册，价格是正式售价的5倍。高中生江城博也是这本书的读者。他后来承认，这本书鼓舞了他在升旗仪式时的演讲。”
该报引述北大文化学者张颐武的看法说，90后这一代“是对社会的挑战”，“正在构建自己的文化平台。”
“批评未必有代表性”
针对中国公众近来对在华外国人的批评议论，《法兰克福汇报》5月26日认为：“所有这些声音都不足以有代表性，不应被高估。有些不知所措的外国人将这个浪潮归因于中国官方接连两次受到愚弄，先是警察头子然后是维权人士，偏偏都是找美国外交代表机构寻求保护，以逃避中国当局的为所欲为。无论如何这些都表明，尽管经济上取得成功，中国在许多方面距离所宣称的主权还相距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