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以后，人类社会出现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几次饥荒。但与通常认为的不同，在现代社会自然灾害已不再具备造成大范围饥荒的能力，自然灾害一直被当做了引发饥荒的“替罪羊”。
从乌克兰饥荒到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再到不久前发生在“非洲之角”的饥荒。“天灾”被想当然的当成了导致大多数饥荒的原因，但事实上，在1900年后，致死人数最多的几场大饥荒前后都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一些饥荒发生时的气候状况甚至可以用“风调雨顺”来形容。
现代社会饿死人数最多的“大饥荒”，都不是由严重的自然灾害引起的
在古代，自然灾害与大规模的饥荒的确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在现代，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引入和货物运输变得更加便捷，已经从技术上根除了自然灾害引发大饥荒的可能性。发生现代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与有效地获得粮食。
1990年以后发生的几次大饥荒，很好的佐证了阿玛蒂亚的观点。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1933年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这场饥荒至少造成了250万人因饥饿死亡。而根据《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1900-1990》对近100年苏联气候的统计，发现在当时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虽然有旱灾发生，但并不是大范围和异常的，而且粮食的减产数也无法和饥荒致死的人数相对应。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目前对这三年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还有争议，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致死人数在1600万-4000万之间，CBCNEWs也在2010年10月的报道里将这场浩劫评为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灾难。撇开致死人数的争议不谈，从一些文献记录的细节里，仍可看出当时灾难的严重程度。《李治国：大饥荒年代的投枪行为》中这样形容那几年的状况：“人们每时每刻都处在饥饿中，见面时的主要话题就是‘吃’，俗称‘精神会餐’。”，邮局柜台上放的帖信封的糨糊都会被饥民偷吃舔光。更严重的，根据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的《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报道，在甘肃通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官方的数据也透露出了当时人道主义灾难的严重，根据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情报告》，在1961年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全国有3039万人严重营养不良，卖儿送女的案例发生了666000起。
世界灾难数据库和史料证明：中国3年大饥荒并非自然灾害所致
但造成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的凶手并不是自然灾害。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1990年撰文《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大面积的持续灾害在统计学上可能性很低。查阅国际灾难数据库（The OFDA/CRED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也证明了他的观点，在这三年中，除了1958和1959年分别发生在河南、华东地区两次洪水和局部地区的干旱外，没有找到1959-1961年有异于往年的全国大范围的灾害。即便根据官方的数据，1981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也同样表明“自然灾害说”站不住脚，《年鉴》显示1957年全国成灾耕地面积是1498万公顷，而“三年困难”时期开端的1959年的耕地成灾面积只有1373万公顷，还低于1957年；1960年和1961年虽然成灾面积超过了2000万公顷，“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1963年的耕地成灾面积同样也超过了2000万公顷，但1963年却没有发生过大范围的饥荒。对《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和《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中120个水文观测点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学者金辉甚至认为这三年的天气甚至较常年还要好。特别是四川省的统计数据：1958年四川粮食产出增加了5万吨,可当年的死亡率却由1.21%上升到2.52%。四川虽然在1959与1961两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较大,但是比1966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还要少30%左右。可在1966年四川并没有人口并没有负增长,而1959到1961年在四川却连续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当然，这样的案例也不局限在中国和苏联。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严重饥荒，有435万人沦为饥民。人们普遍将饥荒的原因归结于洪水造成的农作物大面积减产，但奇怪的是，根据S.R.SEN对1974年饥荒的调查发现，当饥荒爆发时正是孟加拉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1974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长13%，连人均粮食产量也增长了5.3%。2010年发生在尼日尔的饥荒也是如此，当年，该国发生了干旱和蝗虫入侵，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只比5年来的平均水平减产了11%，并非不可收拾，却使得全国1/4的的人口，即360万人无粮可吃。
饥荒现象其实是地缘政治产物，每次大饥荒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
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博士曾说过：“营养不良是贫穷落后的结果，而饥荒现象则是地缘政治的产物。”现代的饥荒正是如此，每一次大饥荒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
还以“乌克兰”大饥荒为例，在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时。因为消息被严密地封锁,宣传机构和官方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对饥荒均矢口否认，使得外界根本不相信饥荒的存在。在灾区外，人们依旧过着像以往一样的生活，在欧洲的人们甚至还吃着从苏联进口的粮食。饥荒发生时访问苏联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说:“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我可以证实,俄国的粮食供应在我旅行期间比任何时候都好。”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于也在1933年,就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而在灾区内，有至少250万人死于饥饿。
“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情况也类似，当时粮食分配极度不均衡。城市和农村之间，因饥荒而死的人数差异巨大。跟据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的调查,在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死亡率由9.22‰上升至13.77‰,三年时间仅上升4.55‰，增幅为49.35%；而同期农村人口的死亡率则由12.50‰上升至28.58‰,上升近16.08个千分点,增幅高达128.64%。以灾情较严重的安徽省来看,1960年官方的死亡率数据为68.6‰，而1957年的死亡率仅为9.1‰,这意味着安徽省仅仅1960年每100人中就有6个人是由于食物不足而死亡，而上海1960年的死亡率仅为6.9‰,与正常年份相差无几。
自然灾害没有异于往年，地理因素也无法解释受灾程度和行政区划直接相关的现象。可见，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祸：一方面是1955年3月确定的统购制度，当时政府对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该政策,规定凡完成派购任务且还有余粮的农户为余粮户，国家要对该余粮户的余粮进行统购。另一方面，根据彭尼·凯恩1993年出版的《中国的大饥荒》中的记载，当时因为浮夸，很多地方小麦的亩产吹到7000斤，水稻的亩产更是被吹到10万斤以上，1958年广西环江县在放了一个水稻亩产13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虚报的产量和“统收统征”的粮食征购制度结合，使得各地只能通过强征粮食来完成浮夸出的“政绩”，把农民的口粮、救命粮甚至种子全部征收一空。在1959及1960年的粮食征购率达高达39.7%和35.%,远远高于其他年份。
比起饥荒中的城市和农村口粮不均，更离谱的是多征集上来的口粮，还有很大一部分用作了出口。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59年在全国性饥荒已经形成的情形下,中国总共出口了22.61亿美元的物资,其中粮食出口了415.75万吨,比1958年整整高出127.41万吨,这个粮食出口量直到1985年才被超过。
总结以上的案例和数据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缺粮”，所谓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进而造成大饥荒就是一个谎言，自然灾害一直被当做了引发饥荒的“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