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写出错，我们小人物固然在所难免，就是一些大人物也躲不过，本来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过，不同地方的大人物犯了这同样的错误，结果也大不一样———或许，这也是一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2011年元旦，匈牙利总统施密特·帕尔在国家电视台作了短短的新年贺词讲话，这本来是例行公事，没什么值得稀奇的。可在他回家时，他犯了一个小错误，那就是随手将讲稿塞进了走廊上的垃圾桶里。不幸的是，一位名叫特米斯·拉吉的清洁工在清扫卫生时意外地发现它，更不幸的是拉吉以为这是一份再好不过的新年纪念品，把它带回了家。
当拉吉在回家向家人展示这份“再好不过”的新年纪念品和仔细阅读过程中，发现这份讲话稿不仅有许多语法错误，内容中也有多处表达上的歧义：标题中“新年贺词”的“新年”一词就不符合标准写法，而且有好几个应为小写的字母却被无端写成了大写，两个合成词中间出现了空格，几处多了不该有的逗号。尤为严重的是，贺词最后引用匈牙利国歌歌词开头一句的8个单词中有两个被写错，还有一个标点出错……因为书面上不合规范的匈牙利语，在念读时经常无法让听者发觉错误，可当这些问题出现在文字上时就一目了然。这拉吉不是省油的灯，她鼓足干劲将这讲话稿从头到尾进行了仔细核对，结果发现一共有16个错误的地方！这下她不干了，俺还把这当“再好不过”的新年纪念品呢，你却这样糊弄我！
于是这个清洁工跑到复印店，把这份总统讲话稿复印了两百份，然后来到了布达佩斯最为繁华的解放广场。她站在一个高高的水泥台上向四周的人们高喊：“总统的讲话稿有16个错误之处，这不仅表示他的工作不仔细，而且还显示出总统对工作的懈怠和对民众的不尊重！”听众纷纷加入声讨队伍，高喊：“我们无法接受自己的国家被这样一个不尊重工作、不尊重民众的总统掌管着！”媒体也高调介入，他们纷纷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还评论说：“我们必须要看到总统将如何回应此事！”匈牙利的《语言与科学》杂志甚至还在网站上说：“这样的稿子就连小学二年级的考试也无法通过。”
于是总统大人只得在1月4日晚的黄金时段发布电视讲话，承认贺词中发生“打字和文字规范上的错误”，表示“今后将竭力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同时，他还请求民众“宽恕”他的错误，给他一次机会，继续支持他信任他。“如果失去你们的信任与支持，我将会是一个可悲的总统”，最后，总统对着镜头，奉上了一个深深的鞠躬！而拉吉则在1月5日接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中说：“匈牙利的民众是善良真诚而且有力量的，我们暂且相信总统的诚意，但如果以后再犯，我们一定不会轻饶他！”总统施密特·帕尔在电视中看到这个场景后，既羞愧又欣慰地说：“任何来自于民众的质疑，对我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压力，而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来说，那又是一种珍贵的动力！”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比如说，前苏联，又会是怎样的场景呢？我们不妨将镜头转向80多年前的莫斯科。
1931年10月11日，“伟大、英明、正确”的斯大林同志在读了高尔基的《姑娘与死神》后信手在书末写了：“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有力——爱情战胜了死亡。约·斯大林。”按当时惯例，凡是斯大林写过的文字，除了需要保密的以外，都得及时公布，让大家贯彻学习，以便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时刻保持高度一致。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可批示上的“爱情”一词的俄文拼写有误：少了末尾的一个字母。也就是说，斯大林写了一个就是小学生也可以判断的错别字！怎么办？那些水平远比小学生高的宣传大员可一下傻了眼：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错别字，可是斯大林的错，当然也就不是错了——“伟大领袖”是不会犯错误的！可这玩意儿又要对外宣传……怎么办？他们最后的办法是在发表斯大林手迹的同时，由两位教授在《真理报》上撰文论证：“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也存在新生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这两种爱情绝然不同——其拼写岂能一样？！”看到没有？在那里，因为这拼写错误是最高领导犯的，就不仅不错，而且还对的一塌糊涂。最后，还是斯大林在看到《真理报》这两个教授的大作后，自己轻批了这么一句话：“笨蛋，什么两种爱情？那是我的笔误。约·斯大林。”
师哲在其回忆录《我的一生》中还回忆过这么一桩事：1927年，师哲留学苏联，在位于基辅的军官联合学校学军事。当时教他们俄语的是一个叫伊万诺夫的教授。师哲同学雷放的英文、俄文都比较好。有一次，他从《列宁文选》上抄了一句话写在黑板上，然后问伊万诺夫教授：这句话是否合乎文法？教授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前言后话，看了以后说：“文法不通，俄文不能这样讲。”雷放便把《列宁文选》拿了出来，指给他看。教授看了，面有难色，可是他马上又有了说辞：“这句话是不合文法，我们不可以这样说。但是列宁可以这样说。”换言之，在苏联，只要是领导，只要是列宁，拼写错了，那也是对的。
看了这样对比鲜明的故事，我们或许多少会弄明白：为什么东欧会发生那样的巨变而苏联会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