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杨蓉真报导】2006年后，高智晟开始受到中共当局严厉的打压，在耿和眼中高智晟是个“金钱和权力不能诱惑他，邪恶黑暗也压垮不了他”的人。由于高智晟无惧中共的打压，当局对他的迫害开始延伸到他家人身上，企图透过这种方式摧毁高智晟的意志。
无所不在的监控
耿和表示：2005年底，高智晟的律师事务所被迫关闭，于是他离开北京到山东姊姊家，帮忙照顾病重的姊夫。2006年8月15日，警察冲进他姊姊家绑架了高智晟，同时将姊姊家的人软禁起来，后来，已经病重的姊夫去世时，家里没有一个人。对此我感到非常内疚。
高智晟在山东被抓的同时，耿和与女儿在家也遭到软禁。耿和说：那天，女儿告诉我要到外面理发，当我们到了理发院7、8分钟后，理发院的门被打开，一下子进来了很多人，有个人问：你是耿和吗？我答是。一个女的就上来对我搜身，把家里的钥匙摸走了，手机也拿走了，要我跟他们到派出所一趟。我说要回家，他们说回家也行。我告诉他们：我女儿的头发理了一半，是不是理完了再走，他们说不可以。当时包围我们母女俩的人多得跟一个方队一样。
一回到家，整个单元楼也挤得到处是人，拿着摄相机猛拍。进了门后，就开始搜查我们家，把能拿的全给拿走了。一直到下午6点钟，儿子当时上幼儿园，他们才让我坐着警车去把儿子接回来。他们告诉我：从今天以后，这些人就要住在你们家。当时，我家里一般都住着6、7个警察，有男、有女，他们成了我们家的主人了，一但外面有人敲门，我是不能去开门的。洗澡的时候都不能关门，他们要看着我们洗澡、看着我们上卫生间，要是在卫生间手纸用完了以后呢，拿手纸，他都怀疑我在干什么，都要将我的口袋摸一下。那段经历非常悲惨。
当时屋里、屋外都是警察，房子后面也有警车和人。我家在二楼，一、二、三楼的楼道口都有人，晚上他们觉得没意思就聊天，我在房间里都能听到他们在外面说话。我们窗口对面大概2米外也盖了他们警察的房间，在那个房间住的一般是北京朝阳区的警察，楼道口坐着的都是小关派出所的人，我们家跟着我们吃住的我觉得是北京的国保。我在家干什么他们都会登记，比如我们在家吃什么、喝什么，哪怕只是喝一口水都会登记，几点钟干什么。那些到我们家拜访的人，一进入楼道口就被警察强行带到房子里做登记，登记得非常详细。
外出时跟（踪）我们的警察也属于国保的。那时候我们的物业管理人员，被警察赶到宾馆去，警察在那里做饭。
阻隔母亲的探望
2006年10月，我妈妈在新疆听说我们家出事了。那时在新疆，当地警察担心我妈妈要来找我，为了不让她坐飞机，就把她的身份证都收走了。我妈妈就坐火车来找我。有一天我去买菜，在我们家旁边亚运村古玩市场那里看到坐着一个人，一看是我妈妈，我强忍着泪水，因为有警察跟着。
靠近她不远的地方，我暗示她跟着我去市场。市场人很多，我故意在卖袜子的摊上站着买东西，等妈妈走过来。那天我接完儿子后直接回家里去，回家后等妈妈，一直没等来，我又到市场去找，她还在那卖袜子的地方等我。我问：你为什么不赶紧到我们家去？她说：看到你这个状况我就该回去了。
我使劲拉着妈妈不让她走，要她跟我回去。当时跟我的五、六个警察就阻止我，问我她是谁。我用很大的力气拉着我妈妈，叫警察别管那么多！然后拉着妈妈冲破了警察的包围回到家。我妈妈一进门，就有比国保高一点级别的领导到我们家来询问，我说是我妈妈。那把你妈妈的车票、身份证给我看看。我就把那警察猛猛的从楼道口推下去。
女儿受打压引发自残行为
我女儿上学的情况更糟糕，她只能坐警车上学。送格格（高智晟女儿的名字）的车是比较新的别克商务车，能坐五六人甚至七八人。这些人一路上就是讽刺、讥笑、侮辱她爸爸。有一次他们在路上就说：哎，你看外面这两个人，他们是同性恋，好像一个是胡佳，一个是高智晟。反正一路上诋毁她爸爸，让女儿也敢怒不敢言。
孩子那时到学校不能直接进去，得等到学校的铃响了后才夹着女儿进学校，就说两边都有人挨着她。上课时，警察就坐在学校走廊里来回走，前后窗户监视她，教室的过道上还摆着凳子。
那时候女儿学长笛，上乐器课的时候，教室很大，警察（女警）索性就坐在女儿后面，一直跟着她。这些警察甚至对一些学生和家长说女儿得了性病，我们陪着她，是她的姐姐。搞得女儿在学校抬不起头，天天想着要怎么躲她们。
学校的老师也配合警察，老师要学生上学都不能带手机，说带了手机，就离犯罪越来越近了，如果把手机借给格格用了，就犯了大错了，学校都管不了你们了，就要由警察来管你们了。
计算机课也被停了，同班同学和老师都孤立格格、仇恨她，这种发展造成了女儿一直很忧郁，到最终发现她有自残的倾向，发现她多次自残的行为。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前，我们就是被这样看管着。2008年，警察强迫我们离开北京，我们就去了新疆。
孩子对父亲的思念
2009年，耿和带着两个孩子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的到了美国，最终获得政治庇护，让孩子能远离中共为了打压高智晟对他们一家人制造的迫害。耿和表示孩子们对父亲的思念，也经常让她泪水涟涟。
她说：到国外以后，孩子如果对父亲思念，也是让我触动让我确实泪水涟涟的。我想把孩子对父亲的思念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在没有迫害的家庭中也许是感觉不到的这种。我记得我的儿子在两岁多的时候，因为老是动荡，他的父亲老不在家，我又不想带他在家里，就带他到商场去转。好打发时光，有一次他就说，妈妈我想爸爸了。哎呀我脑子里面感觉到我想爸爸了，我就心不在焉的说，你脑子里哪搭（方言）想爸爸？他说我的心在想。我说你的心怎么想呢？他说我心里有一条红线，不管爸爸走到哪里，就连到哪里。我一听当时就觉得怎么能这两三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
高智晟有一段时间回来了，大概四个多月的时间，我就把这事给高智晟说了。高智晟在我们家就经常开玩笑，比如天宇（高智晟儿子的名字）要做错了事，高智晟限制他，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的时候，天宇就说：爸爸我要把这个红线拽断。他爸爸就说，你千万不要拽、千万不要拽，这可是我们家天生的与生就有的红线，你千万不要拽。这也就成我们家的一种笑话了。没事天宇就要当着他爸说把这根红线拽掉。
到了美国以后，因为女儿的情绪不太好，我有一个教会的牧师朋友，我请他帮格格（高智晟律师女儿的名字），做个祷告，于是就带着儿子、女儿到了牧师家。到了人家家里，女儿见到的是这样一个景象：这家女儿下了课，父亲为孩子提大提琴。
格格看到这个场面立刻就受不了了，立马就说，妈妈我要回家去。我说你为什么呀，你给妈妈个面子嘛。跟别人说好了大老远到这里来，别人还接咱们来。她说不行，非要回。她情绪非常低落，我只能带她回来。路上我问她为什么要回来，她就说：妈妈以后你带我出来，只能带我到那种单亲家庭里面去。有母亲的家庭，不能有父亲的家庭。
儿子呢，对父亲的思念是不一样的体现，儿子经常对我说，妈妈咱们家来了阿姨啊，都是女的，能不能来一个叔叔呀、男的呀，到咱们家里来。这也提醒了我，如果是儿子在上兴趣班的过程中，遇到了女老师，他是不太愿意接受的。我都会想办法换成男老师。我想孩子可能真是需要父爱的那种感觉吧。所以每每想到这些一幕一幕的事，我就说我必须要坚持、必须要坚持，还高智晟一个自由。
海外的帮助
高智晟在中国受到中国当局迫害的事，美国官员人尽皆知。耿和表示：二月份我到DC参加听证会，在听证会的前两天见了十几个国会议员，进了他们的办公室，给我的感觉特别的温暖，像家的感觉。他们每个人见到你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给你很热情很真诚的拥抱，向真正的家人。在中国，我的家里面就是个监狱；在这儿别人的办公室却像温暖的家，非常的温暖。
我告诉他们高智晟的事，他们就说：我们全都知道，我们每个月都有他的案子，这事我们必须要做，但是事情的结果呢我们没有看到往好的方向发展。当我告诉他们高智晟的事时，他们会和我一样的流泪，这让我非常感动。我记得有一次，一位议员接待了我，他当时就说：现在我们的领导就跟习近平在一起，在开会。你想传达什么消息？我说：“我先生没有错，要立即释放他。”他立刻就打电话，但电话打通后他非常遗憾，因为有关高智晟的事没有被安排到他们的会议中。
这次到DC以后，据说美国这边提交了一个“释放六个人的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高智晟，释放名单这封信就直接交到了习近平的手里。我们还在听证会的时候，听证的主持人史密斯先生（Chris Smith最关注陈光诚事件的也是他），一直对高智晟的事情非常关注，每一次都是说的比较多。他说“我们一直在做，我们一直在做”。
我有什么样的需要都告诉他们，他们都安排去见更高层的人。记得我在华盛顿时，每次都有记者前前后后陪着我，他们尽职尽责的报道高智晟这个案子。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动，就是你把要求提出来，他们就会去做。只是提上去后，结果并不一定如我们所愿。
结语
耿和表示，高智晟曾对她说过：在中国大陆任何个体想要坚持良心，尊重人的普世价值和共同价值去努力，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她希望透过任何机会呼吁外部文明世界的人关注中国，给中国人权战士们以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她说：“对于那些在寂寞和黑暗中担当的勇士们，这种必不可少的帮助和支持，不仅是中国人权事业走向光明的力量组成所在，同时这种帮助和支持所释放出的人性的光辉将照亮着中国人权事业前行的路和人权勇士们的心！”
高智晟，一个勇敢、坚忍、善良的维权勇士，一个按照良心做事的人，一个顶着残酷迫害依旧不屈的生命，被迫消失在家人的温暖之外，也消失在公众视线外。在遥远的新疆监狱里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而中共当局似乎打算永远掩埋高智晟，在百度上打上“高智晟”三个字，得到的搜寻结果是：一条信息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