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应该看到，朝鲜战争使我们整个国家进入封闭状态，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高峰，个人权力高度集中。朝鲜战争之后，1952年实行大学院校合并，教会学校没有了，私立学校也没有了。
李辉，1987年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任编辑。
《封面中国2》
李辉：过去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
《封面中国2》是李辉所著第二部关于《时代》周刊封面的作品了。他说这将是三部曲，要从上世纪20年代写至80年代。自从多年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看到《时代》旧刊，他就被《时代》周刊的封面吸引了———那里凝聚了另外一种视角对中国的观察与看法，那是来自大洋彼岸的一群新闻人的关注、思考与写作的结晶。
“最重要的是《时代》周刊的报道隐藏着许多历史上被遗忘的细节，”李辉告诉南都记者“一些人物在当时的影响、作用在后来被忽视了，但是他们的影响却留了下来。”
《封面中国2》是寻找这种历史线索的一个尝试。这本书写了5年，李辉搜集了大量资料来补充、完善《时代》所给予的线索“比如这张名信片。”他指着书中一张圣诞节卡片告诉南都记者：“它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在1945年从青岛寄往美国的。”名信片上，三个外国人骑着骆驼从中国的古塔向东而去。在日本人败退后，青岛的美国驻军是当时美国援助蒋介石的主要力量。李辉说他从这张名信片上触摸到了历史的碎片。当时美国海军驻扎青岛，军心思归。一张名信片入不了正史，但在一个历史读者的面前引发了怀古之情。因为仅仅两年后，美国驻军即撤出青岛。又过了两年，蒋介石渡海至台。
李辉惊叹于历史的复杂。对历史学而言，因果律之复杂几乎不可掌握。他承认自己时时迷失在语言的叙述、观点的交错，以及立场的选择之上。何况，这本来就是历史学者穷尽其一生也未必能摸到一二的一门艺术。
但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历史书写者与读者而言，中国几乎从未逃出过中国本位叙述的巢臼。而《时代》的报道是一面镜子，它所传达的，是西方的看法。李辉说，抛去历史评价不论，首先人们得了解“原来发生过一些我们如今并不了解的事，原来别人是那样看待我们的”。
而这一切的源始来自于近100年来，大洋对岸一群同样聪明、敏锐的记者“过去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李辉收拾起书桌上散乱的笔记与书稿，回过头对记者这么说。
一部别致的20世纪中国史
南方都市报：你从何时开始对《时代》周刊的过刊封面感兴趣？
李辉：2001年，我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借出来1927、1943两年的《时代》周刊。《时代》每期封面都会选择一个人物为主的主题。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别出现在当年的杂志上。后来同事送我一本《历史的面孔》，正是《时代》从1923到1994年的几千个封面汇集，我突然感到很好奇，从1923年到20世纪末，有哪些中国人出现在《时代》封面上？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最好的线索。
我本身是新闻界的人，我研究的对象有很多是新闻方面的。比如，《萧乾传》里面有很多涉及外国记者，像萧乾跟斯诺，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当老师，就是教萧乾。由于写过新闻界老前辈的传记，我对新闻老杂志也比较关注。到现在为止，《时代》应该说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刊物。如果能把封面与中国事件、人物相关的杂志以及相关资料收集起来进行解读，我想会是一部很别致的20世纪中国史。
南都：你是如何搜集资料的？
李辉：在美国有一个朋友，他是美国一所大学东亚系的主任。我请他在美国的ebay网，以及旧书店买旧刊物。我写第一本的时候，网上找资料很难找。而现在，《时代》把它所有过去的文章全部放上了网站。
放开之后又好又不好。好处就是我可以搜集到特别全的期刊集，坏处就是信息量太大，那是海量的。我后来越弄越不敢做，就觉得发现、翻译、消化这些材料的工作量太大，我实在是做不了那么多。
南都：是《封面中国2》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时代》封面集合。读者看到题目可能会以为这是一本读图为主的书，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李辉：开始的动机是，如果把封面《时代周刊》1923年创办以来封面的中国人物都拉起来，按照编年体来写，就是一部二十世纪史。
但是我又不是像历史学家那样做历史研究式的写作，我毕竟不是历史专业的，而是一个新闻人。出于这个职业敏感，从新闻的角度走进历史。写1946年到1952年这部分时，我买了许多各种民国时期的旧报、旧刊、旧杂志，连一些民间的书信札我都买了一些。这个投入相当大。但是我觉得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好的选题，那就做好它。
南都：当年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
李辉：对。从新闻的角度入手，然后参照不同的报刊的报道，和当事人的日记档案和后来的一些相关人的回忆，我基本上是这么几块糅起来，来做写史的工作。
比如说写司徒雷登这一部分的时候，主线肯定是《时代》周刊是如何报道的。我从他1945年出狱时《时代》的报道开始写，牵引出时代的脉络。我还参考他本人的回忆录等史料，然后再收回来，看《时代》又是怎么报道的。所以它虽然不是一本专门读《时代》封面的书，但确实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
董桥写过一本书叫《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其实任何分量、写法的新闻，哪怕是个假新闻，它以后也是历史的初稿，对历史学家来说不存在好和坏、对和错的问题，而是历史信息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历史发生了什么
南都：但是史料越多越麻烦，单方面的言说反而是最简单的。史料丰富之后，它们之间会冲突，你会面临历史话语、措辞、立场的选择。
李辉：确如此。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有自己的态度，把历史的判断隐藏在作者的背后。我不能够违背史料所提供的东西。实际上，历史写作是一种艺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棘手之处就在这里。
但回过头来，我写这本书的任务并不是要总结历史规律、作出历史评判。首要的问题是我们要知道历史发生了什么，要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譬如，谈论朝鲜战争，以往我们只看到它让中国人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至少美国没战胜中国。但是，你想想我们在文化上、思想上呢？我们整个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到底落后了多少年？中国付出的代价又有多大？我们应该看到，朝鲜战争使我们整个国家进入封闭状态，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高峰，政治体制进入停滞状态、个人权力高度集中，政治运动和社会事件不断升级。你看，所有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都是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发生的———1955年“胡风事件”及“肃反”运动，1957年反右，大跃进，三年灾难，十年“文革”……
我们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当时美国和中国成了敌对国家，在战争状态下进行思想改造等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切都似乎顺理成章；在战争状态下，你要说你不接受，就是通敌。不像如今微博上很多人说你可以不表态呀，他们哪里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有不表态的权利。前几天在黄永玉先生家聊沈从文，沈从文1950年代之后一直在恐惧状态下生活，这种恐惧不是说天天怕死，他不知道哪天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哪天还会找他去谈话。很多人和家庭，充满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还有，朝鲜战争之后，1952年实行大学院校合并，教会学校没有了，私立学校也没有了，教育越来越单一化，雷同化和封闭，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少中国教育的弊端，很多都源于这次合并。
南都：对，《封面中国2》集中在1946年到1952年，这段时间里中国人不了解外界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知识结构缺陷。
李辉：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有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还原当年的一些重要事件的场景，把这个事当时是怎么发生的、当时的各种不同的媒体是怎么报道的都写出来，那会是一件很好的事。如果这样，一个作者的精力更旺盛一些，能力更强一些，其实能够把事情做透。
虽然我们是当代人，但是写现当代史时一定要有一百年以后的考量，你站得越高，把这个事情当成很远的场景来写，你不是一定要站在谁的立场上讲，不是一定要为谁讲。写历史的初衷，当然有些要考证事实，但最重要的不是说历史为什么这样，而是历史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发生的。《时代》用它的方式告诉我的，就这两点，我觉得能够这样就够了。
有没有可能站得更高一点做新闻？
南都：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看到《时代》有这么多封面是关于中国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惊讶：原来别人一直在看着我们、讨论我们，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李辉：而且后来是越来越关注了。你看现在，关于中国的报道每天就有多少？《时代》的文本的重要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新闻周刊的文体，非常强调故事以每篇文章报道的细节丰富又是很重要的，这恰恰是弥补我们历史教科书没有的东西。
南都：是之前受制于意识形态没有写进教科书的东西。
李辉：我就举个例子。陈立夫是1947年上的封面，《封面中国2》里面我写到陈立夫，以往一想到他就是特务头子、“四大家族”代表人物之一，但是那个时代他对孔孟之道和传统文化的推崇，是不容忽视的，也是《时代》重点报道的内容。几十年之后，你会发现，恰恰是陈立夫所推崇的东西，又是大陆现在所提倡的了。我们现在大办孔子学院也好，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也好，跟陈立夫有了历史联系。陈立夫晚年坚决主张中国文化统一和“一个中国”，又与大陆是一致的。写陈立夫这一章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超越党派之争、意识形态差异来写历史人物，来看历史？
南都：其实现在回头去看《时代》，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历史的那条线索。它有起因、传承、结局，直接塑造了我们的今天。《封面中国2》体现出了这一点。
李辉：多历史上重要的细节在后来的讲述里都被忽略了。《时代》选的人物，比如陈立夫、吴国桢，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都不是重要人物，也许是可以忽略的。把陈立夫与毛泽东、蒋介石并列，读者不理解，但这其实是历史的线索。
《封面中国2》中写吴国桢这一章，其实是有分量的。要理解台湾问题，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新闻。吴国桢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时，最早采取启用台湾本省人的做法，蒋介石不能接受，枪毙的枪毙，罢免的罢免，吴国桢也下台，淡出政坛，远去美国。当时，负责解决吴国桢问题是由蒋经国主持。但30年后，蒋经国又重新恢复了吴国桢的做法。因此可以看出，台湾问题在1950年前后其实已经出现了，当时因为有朝鲜战争，我们没注意，它被历史淹没了。
研究那个时候的《时代》，正是为了回应我们当代的很多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那么巧，它正好和当代问题联系上了。你不看当代的报道，不看与吴国桢相关的书，就不可能想到台湾自治的问题当年是怎么发生的。从新闻的角度研究《时代》，研究它当时关于中国的报道，一定不是孤立的历史的东西，一定和现实形成关系，包括跟苏联的关系问题，包括朝鲜战争问题，它们对中国的影响问题。
这又反过来说明，《时代》对封面人物的选择是非常有深度和远见的。这对我们做新闻也有启发性。
南都：什么样的启发？
李辉：们做新闻每天要关注很多事，而且要面对激进、保守等理念和情绪的问题。但是同时，有没有可能站得更高一点做新闻？
南都：站在历史的角度怎样来看待当下的事情，融入新闻报道中？
李辉：虽然报道的是眼前的事情，但是能不能用一种有着前因后果，有远见的方式来报道？当然这是一种苛求，但有没有可能做到？我觉得写一个报道要有一个前后呼应的历史关系，对于一个事情不要简单化和情绪化地描写，有时我觉得做记者就难在这里。现在网络发达之后，读者也往往只看一两句话，而并不看全面的描述，也不太想得过多，很快又有新的热点出现。对研究者来讲，读者现在这种阅读习惯也是一种挑战。研究者要经得起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做好你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就行了。
南都：有接下来写下一部《封面中国》的打算吗？
李辉：我想至少可以先把资料翻译，趁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做。前两卷《封面中国》做了差不多十年时间。其实这个事挺缠人的。要静下来做后面几卷，最少还得要十年时间。我希望能够在六十五岁之前完成《封面中国》之三、之四，写到“文革”结束后的中国。不要紧，静下心慢慢做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