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五帝时期帝王修道，帝位有德世袭，缺德让贤；到东周战争胜利靠兵不厌诈。东汉太平道兴妖谋权。魏晋玄学衰微后道家吸纳佛教。儒家孔子传出君子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士大夫修养，孟子传出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和不淫不移不屈的匹夫品格。礼教的仁义道德有《周易》64卦386条义理，没有佛教“戒定慧”简易可行。儒学在两宋成了“格物致知”的履行式伦理学。清朝洋务运动埋下科学教、民主教的种子。民国的自卑儒生太多，把实证技术和民选方式当成了宗教信仰，与儒家的“礼法刑律”心法治国的正统背道而驰，从1916年到2012年，仅仅97年年，礼仪之邦的人就坐着叉开腿、看电视抠脚丫、叼烟像流氓。道德是一切的底子，包括民主的。民主制是阶段性的，是共和制的退化阶段，再退就是寡头假贵族制与僭主真独裁制。
中华传统文化根基是道家修炼，黄帝、颛琐、帝喾、尧舜五帝时期是帝王修道，帝位有德世袭，缺德让贤；夏、商、周三代时期帝王以神功作战，到东周就几乎无功能，靠兵不厌诈的智术谋取胜利。东周以后直到清朝，道家修炼转入士阶层，儒、墨、法、兵、农、阴阳等春秋战国百家诸子，都属于广义的道家。法家的法治强兵精神和墨家的兼爱非攻精神后来去了罗马。儒、兵、农、阴阳家一直在中国承传。杂家是学问集合，非修炼。诸子百家还有一个史家很少提及，这一家为记下真实事件不惧杀头、阉割，到三国陈寿后也逐渐失去修炼。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主根就是由炎黄而老庄的道家，由帝王而庶民，甚至奴隶（例如夏朝末年的伊尹），都有修炼的，衍生出各种职业，一开始都是明劳作、暗修炼，所谓中隐隐于市，比如工匠墨子，木匠鲁班等。东汉医家术士张角弄出太平道谋取政权，就走上邪道，史家称妖。道术兴妖谋权，是大乘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东汉的事。玄学衰微后道家吸纳佛教。
儒家是三代道家（修三易――连山、归藏、乾坤）衰微后，孔子传出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士大夫修养，孟子传出“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和“不淫不移不屈”的匹夫品格。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简易的仁义道德。仁，是以长待幼的一颗怜爱心，落实在行动上就是不容辞让的义（即当仁不让），二者共同的基石是道家真人修炼，从直言不讳、以直报怨做起，因求真而方正不阿，在厚德载物的宽容德行中得道成真人，无洞天成游神。
跟儒家《周易》64卦386条义理（包括“群龙无首”和“亢龙有悔”）相比，佛教修善之“戒定慧”的法门则简易可行的多，如来佛信仰就这样逐渐被儒家、道家（通过魏晋儒家）包容。这也充分体现出中国由道家而儒家的“忍”的品格及阴柔气质。这种由内而外、威而不露、刚柔相济的精神是西来佛教（包括有印度教因素的密宗）、基督教没有的。看书写格式，西方是横写，由左而右、由上而下的一路足球似的进攻，赢球笑输球哭；中国则是竖写，由右而左，由上而下，讲究的是阴阳平衡的男女、等级的仁义伦常与共和理性。
更简单地说：中华传统一个字概括为《易经》之“易”，上“日”下“月”的天体运转之道；两个字概括就成了《道德经》五千言的“道德”，道生德，德行道。三个字概括就是以“三才”为名的由下而上的“地、人、天”三道，人道居中谓之中庸。中庸之道在孔孟那里还是正经的修炼，隐蔽着在修，到了荀子掺进老庄道家的学问，就成儒学了。儒学在汉武帝之后成了国学，习儒的史家班固似乎还有修道的影子，两宋儒学基本上是“格物致知”的伦理履行学，明朝王阳明以儒家心学“致良知”略带了一些修炼（在清朝为曾国藩承传）。
而中国也正是从曾国藩湘淮两军办洋务起开始有了西方的子弹、炮弹式枪炮制造业，开始有了钢铁制造的船舰。清朝由此赢了洪秀全，却埋下了民国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义（即无神论者的科学教、民主教）的种子，自卑由“器物不如人”一路溃败到啥都不如人。这就是中国文化内部一直有的一种否定传统的传统，例如儒生李斯否定儒学而投入法家。
由于战国就有了这种自卑儒生的邪统，所以当鲁迅1918年一声“礼教吃人”的疯子狂叫，就把1905年废除科举制之后儒生中忍耐力差的人叫得心颤喉痒，没忍住的人就跟着喊了，尤其商家、官家溺爱的女儿，如许广平之类喊得欢。这就是中国现代民主的老鼠屎。
儒道互掺，到宋明时期成了纯粹的学问之后，问题就严重了：科举答卷似的考试就越来越重要了，道德品行倒变成次要的了，《绍兴师爷》中德才皆不如方敬斋的董瑞却因为世故圆滑官升至一品，才高八斗、直言不讳的方做七品县令都举步艰难。也就是说，曾国藩之后晚清确实唯有“以权力遏制权力”的立宪政治的窄路可走了。
儒家以礼为法、刑律辅助的心法治国之路是一条宽路，从周公制礼奠基到孔子讲仁润滑，这条儒家路走了足足3000年，除15年的秦朝之外，由周而清，国家无论分裂还是统一，地区无论南北，只要是汉族或者被汉化的民族（例如鲜卑、满族），都是礼法刑律的治国路。以礼法刑律治国，确实难免坏人当道。坏官当道换个皇帝就拿下，坏君当道暴动政变都可拿。
这就是中国从周朝到清朝的路，在礼法刑律上，中国似乎步步占先，即使文字所载的共和也在西周国人暴动后就出现了。这说起来让我这个曾经的全盘西化者闹心，却只能面对。
而中国的宪政路从清朝1907年宣布预备立宪算起，到今年也才105年，台湾由于有日本50年管制，避过了害人的新文化运动，有儒家道德伦理的底子，故而由蒋经国终结党禁。而新文化运动在大陆鼓吹缺德，从1915年底到今年底还不足100年，人就没有礼教的怜悯、羞耻、辞让、是非的心法约束了，成了我曾经在小说中所说以楼厦为丛林的新原始人：看电视抠脚丫。当年跑到延安去的赵树理、贺敬之、丁玲、江清等，我猜想就属于这类现代文人，如果还不够现代，就要在运动中改造成这种党要的现代化文人，改造不了的就囚禁或处死。
就是这样的一批对传统极具破坏性的文人，掌管着延安时期、山寨国初期、大文革时期的宣传，这些男女的嫉妒心极强、言行粗俗（或以粗俗为革命彻底），坐着叉开腿，叼烟像流氓，全无在英国创建立宪君主制、在美国创建共和民主制的新教徒的公民道德，斗输了就甘当奴婢，例如丁玲、江清。简而言之，道德是宗教、哲学、政治等一切的底子，包括民主的。所以，我曾经撰文《呼民主不如唤道德》，大意是：有公民道德的人到定数就民主了。
而中共极权专制的逆淘汰机制下，无恶不作的流氓只要在党中央有三分之一，在政治局有一个，跟苏俄布尔什维克（联共）一样，形成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寡头制，全民就会成为政治运动员，没有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这种寡头制再坏下去就是斯大林、毛泽东独裁的僭主制。民主制的现代形式基本就是立宪君主制和共和民主制两类，其它都是变形。依照政治学始祖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民主制是阶段性的不是历史性的，是共和制的退化。这已被西方从希腊城邦制、罗马共和制及文艺复兴运动与中国辛亥革命后的世界历史所证实。
用现代人的话来表述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民主制不是个好东西，但相比最坏的僭主真独裁、次坏的寡头假贵族制却最好，多数公民已缺德，被私利操控，再坏就是寡头制与僭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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