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北京见证人公布的历史照片
【看中国记者张佑宇报导】王立军事件后，外界对中共高层越演越烈的斗争莫终一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要解读事件的脉络走向，就必须了解背后牵动的一个关键因素，一个中共高层间延续了13年的激烈交锋，法轮功问题。
中共高层在法轮功问题上，从来都没有形成过共识。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从13年前镇压之前的分歧开始，再讲到近期的纷争。
快速上升的人群 变调的前奏
“前苏联共产专制瓦解，世界开始不相信共产主义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的空缺，在中国看起来就是由法轮功来填补。那时中国有很多信仰出现，但主流是法轮功。”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
法轮功从1992年在中国传出到1999年之前，因在健康身体上的奇效，和奠基于中国传统的修炼文化内涵，短短七年间，中国修炼法轮功人数增长到7千万至1亿人。(按中国政府1999年的估计，中国法轮功学员约有7千万人数)，也因此受到公众及媒体的广泛关注。在中国当局下令禁止之前，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羊城晚报》及部份省市的电台对法轮功都作过正面的宣传报道。
面对一个越来越多人参与的群体，刚刚经历过89年“六四”事件挑战的政权，自然被挑起了敏感神经，尤其是以无神论主导意识型态的中共政权。当然地，也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极大关注”。但另一方面，对于这个受到社会欢迎的修炼群体，高层中对于法轮功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一方面，1989年后，靠主张血腥镇压六四学运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对这个得来不光彩的权力有着莫名的惶恐不安，所以在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笃信“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的思想理论。而1993年当上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的罗干，为了争取往上爬的机会，刻意迎合江泽民对法轮功传播越来越快的权力不安感，1997年和1998年连续两年，罗干藉由手中权力要求各级公安对法轮功展开秘密调查，目的是搜集法轮功的“负面证据”，以便日后把法轮功作为一项他个人的“政治筹码”。
另一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在1998年5月也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了解。1998年5月15日晚10时，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晚间新闻》和第五套节目中分别对法轮功做了正面报道，内容是国家体育总局伍绍祖局长视察长春时，广大民众炼法轮功的盛况。为配合该次调查，同年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包括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省地区，对近三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做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8%。10月20日，国家体总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
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也对法轮功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样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该报告并于年底提交给政治局。
1999年2月，美国权威性杂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表文章谈及法轮功在中国受到总理朱镕基的肯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说：‘法轮功和其他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1000元。如果练功人是一亿，就可以节省一千亿元。朱镕基对此非常高兴，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
高层矛盾因4．25事件爆发
罗干在连续两年的秘密调查后，仍搜集不到有关法轮功的“负面证据”，但为了与江泽民站在同一阵线，并且自恃与江泽民关系好，罗干所幸把朱镕基对法轮功的一份正面批示扣下，没有下发。
1999年4月，罗干的连襟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刊文抨击法轮功。该文章引起众多天津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去天津教育学院说明法轮功情况，但紧跟而来的，是警方对这些学员的殴打和抓捕，学员们被明确告知指示来自上级。
法轮功学员在天津遭到警方殴打和抓捕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更多的法轮功学员想出来澄清政府误会，救援那些被抓的天津学员。
1999年4月25日早上，上万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想向上级中央澄清法轮功情况，在公安的引导下，他们围着中南海站成了一圈，也就成为后来震惊中外的“四二五”大上访（也是被官方后来宣称的“围攻”中南海事件）。
当时是总理朱镕基接见法轮功学员，他在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中，亲自指认了三人作为代表，带着他们朝中南海西门走去。其中有一段对话可以看到朱镕基的态度。他边走边大声问道：
“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
“我们没有看到呀！”法轮功学员愕然道。
当天晚上8点多，几位法轮功学员与政府方面会谈完，在得知天津警方已释放法轮功学员后，便陆续离开，离去时，地上连一片纸屑都没有留下。整个过程和平理性的上访，及政府开明的处理，赢得海外媒体一片赞誉声，称此为中共执政后官民第一次的理性和平对话，是为新的里程碑。
江泽民对朱镕基及乔石的妒火被点燃
然而4.25事件的圆满落幕却让江泽民感到脸上无光，心中难平。这不仅仅是针对法轮功，更是对在民众中更有威望、更有政绩的总理朱镕基的一种心理不平衡。因为江泽民是靠血腥镇压人民上位，同时一直没什么政绩，而朱镕基则跟他相反。所以有分析认为，朱镕基对法轮功4.25上访请愿的处理受到海内外赞誉，更让江泽民的妒嫉又增加了几分。
4月25日晚上，恼火的江泽民第一次在未征求任何人意见下，仿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立即给政治局常委及相关人员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法轮功）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敏感期已经来临，必须尽快采取得力措施，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这封信随后被中办以通知印发，并加以特别注明：“请注意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求的是：学习贯彻落实，不是征求意见、或讨论研究。”七年后，信的内容被收录在《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公开出版，成为江泽民以独裁主导镇压法轮功的证据之一。
另外，有观点认为，其实在江泽民动手打压法轮功之前，就已经对乔石关于法轮功的“百利而无一害”调查结果耿耿于怀了。这主要是出于当年江泽民把乔石从人大委员长位置上逼退时，乔石与李瑞环、万里等人公开了当年邓小平及政治局常委确立胡锦涛为第四代领导核心的决定有关。
而镇压开始之前，七个中共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一人，没有人主张打压法轮功，因为当时连常委中都有亲属在炼法轮功，包括江泽民老婆王冶坪和孙子江志成都曾经炼过法轮功，且社会上到处是对法轮功的赞扬，其他高层认为根本没必要自找麻烦。
然而，倚靠在六四处理中提出“亡党亡国”理由镇压上位的江泽民，再次提出了“亡党亡国”的“政治正确”口号做为镇压法轮功的理由，共产党约束人性的党性，再次发挥了效应。人人必须站在“政治正确”的一方，镇压发动后，所有赞成法轮功的声音都被迫噤声，包括乔石、朱镕基、李瑞环等人。《九评共产党》一书中，详尽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政党体制导致的这种“党性约束”力量之大，一个亡党口号甚过一切，没人敢承担所谓“亡党风险”的“政治罪名”。
而“体察”江泽民心意的罗干，在事件中成功捞取了政治利益，从政法委书记晋升至中共最高层政治局常委。
13年争议 上演大结局
13年过去了，法轮功在海外持续发展壮大。香港《前哨月刊》去年2月刊发一篇署名“严大明”的文章说，江泽民晚期承认镇压法轮功是他一辈子所做的二大蠢事之一。
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民众的镇压使它面临越来越大的执政危机。近一年，中共高层领导人多次提及亡党危机，两个月前的王立军、薄熙來事件，背后牵动发展的一个核心因素，正是法轮功问题。
美国之音4月11日报导引述《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多部田俊辅观点指，这一次薄熙来的失势，跟美国有直接的关系，美国不希望看到薄熙来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而美国不喜欢薄熙来的原因除了仰融事件之外，薄熙来在辽宁期间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在重庆期间对市民的煽动性运动，让美国感到‘薄熙来假如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主管公安，将对民主化问题采取强硬路线，难免导致美中关系恶化’（美国IT产业公司一位主管语）。这位主管表示，美国方面如此向警惕薄熙来的共青团派和习近平副主席示好，是希望有利于今后的对华交涉。
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2日就依然在发展的薄熙来案再次发表社论，指出薄熙来案所显示的中国政治斗争不仅仅显示了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的致命伤，也事关世界、事关美国：“（中国）一个具有如此这般的全球重要性的国家由一批自封的精英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进行统治（假如说其中可以见到任何游戏规则的话），这一事实本身显示了中国模式的弱点。”
《新纪元周刊》上月268期报导，中共过去执掌政法系统的元老乔石，在退隐十年之后，近来初次现声痛批王立军以及周永康和治下的政法委。他认为在周任政法书记的这五年，中国法治出现倒退。乔石并且向北京建议，抽掉政法委对法院的管辖权。报导说，胡习虽未表态，但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后，这项改革建议很可能成为整治周永康治下政法委的借鉴。
而周永康、王立军、薄熙来，正都是卖力追随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政策的重要人马。分析认为，当初江泽民让罗干做了政法委书记（掌管公、检、法三体系），之后罗干再找周永康接替他的位置，以及周永康欲提拔薄熙来作为接任，都是江系人马为确保镇压法轮功的政策延续，以避免迫害人民的罪責遭到惩治。
从王立军事件发生岂今2个多月时间，专门分析中国时政的作家章天亮一共写了30多篇文章分析官场走向，文章中的观点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基本得到验证。章天亮表示，他在观察这些事件的时候，考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很多媒体不愿意，也不敢想的因素，就是法轮功的因素。”
他表示，其实整个中共过去十几年的政局发展都是围绕法轮功问题核心运转。他举了一个在外交上的例子。通常外界认为，台湾、西藏、贸易等问题，是中国的外交重点，但其实中共是把法轮功问题作为核心问题。举一个例子，就是在2001年3月，当时还不是国务卿的莱斯，是白宫的国家安全小组顾问。当时中共驻美国的前大使，李兆玉、朱启真，驻加拿大大使张维甫，就去见了莱斯。见之前，说是要谈台湾及贸易问题。“结果见面后，这些大使一上来什么都没有讲，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来，就开始念说法轮功怎么样怎么样，整整念了20分钟没让莱斯说话。莱斯听完之后，居然他们就走人了。”这个故事是在《华盛顿时报》上报道的。就说明，法轮功是中共一直以来很关键的核心问题。
近来在中共中央对薄熙来初步处理后，另一个焦点放到了周永康身上。有北京消息人士告诉《大纪元》，目前中共高层对如何宣布周永康被处理的理由发生分歧。温家宝的意见是公布周永康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惊人罪恶，包括活摘器官事件中的重大人命案、协助掩盖罗干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中涉及的暗杀和人命等。但党内其他高层对此仍有顾虑，因为可能涉及中共政权垮台问题，现在高层的分歧在此。
12年前，《华尔街日报》在2000年4月20日报导法轮功事件中提到，北京政府在法轮功事件中如果可能获胜的话，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它使上百万的普通群众对它不报幻想，同时这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共镇压法轮功，反而把它自己推向溃败边缘。”美国资深人权记者、艾美奖（Emmy Award）得主《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一书作者-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如此评论。
目前，对法轮功问题延续13年的高层纷争，看似上演大结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