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身体和叫汪东兴滚蛋
我以为那年夏季的最大风暴是北戴河的夏季暴风雨。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毛突然对我大发脾气，起因是傅连璋。一九五六年七月回到北京以后，傅连璋要我将这一段的情况向他汇报。我去了以后，他交给我一封信，是他写给毛的。主要内容是向毛介绍一种新的安眠药，是西德生产的，叫“烦恼躲”(Phnodorm)。他希望毛检查一次身体。
我觉得很难办。因为自从改变安眠药的服法后，睡眠还比较好，平均每天可以睡六到八个小时。这时又提出用新的安眠药，很不是时机，毛会认为多事。再来傅该了解毛的个性，毛一向不喜欢医生检查身体。傅以前还跟我说过一九五一年毛对苏联医疗小组大发雷霆的事，并一再嘱咐我要当心。
我向傅说是不是慢些时候再提出来。等到睡眠不好时，劝他用新药，可能容易接受。傅同意了这个意见。傅又说，信里有向毛建议检查一次身体的事。傅说：“我从红军时期就跟随主席，这么多年了，他相信我，你就说是我的建议。这次完全找中国的专家。”我刚要再开口说话，傅截住，沉了脸说：“你胆子要大些，不要推三阻四的，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将信搁了两天，傅又打电话来，催我快去讲。我只好回答我会立刻去报告。当天下午，我和毛说：“最好乘现在很健康的时候检查一次身体，留下一个客观记录，等以候有病时，可以对照出来。”
毛看看我，摇著头说：“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们医生的想法。我常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你们的药就那么灵?夸口郎中无好药。就说癌吧，得了癌有什么办法?开刀割了就好了?我不相信。”我说：“早期癌，没有扩散以前，手术很有效，不检查，不可能在早期发现。”毛说：“不见得，你举出一个人来，我听听。”那个时候，“高级领导人”年记都不很大，还没有一个例子可以举出来。我只能说几个乳腺癌的例子。毛笑了说：“乳头在外头，容易查、容易治。只能说，有的部位的癌可以早期查出，早期治。不能千篇一律。”停了一下，毛说：“你的意思是让我检查?”我说：“傅连璋部长有封信给你，你看看。”毛拆开信，大发脾气说：“傅连璋这个人，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来找事。我现在不得空，过几天到北戴河再说吧。”
我跟着问：“医生们可以一同去吧?”毛说：“可以，可以让他们检查，我也可以找他们谈谈。”
我那时对毛还不完全了解，我满以为这样就定下来了。于是给傅打了电话。傅在电话上高兴地说：“我同你讲过了吧，只要说是我提的建议，主席肯定会同意的。”毛和江青在北戴河都排了身体检查。北京协和医院的张孝骞和邓家栋医生负责检查毛;林巧稚和于葛峰医生则检查江。江青很快便做好妇科检查，但张、邓两人却等了十几天，毛还是没有动静。傅打电话跟我发牢骚，说医生们在北京很忙，等着要回去。傅要我问什么时候可以检查。
我认为这事好办，毛在北京已经同意了，现在不过定一下时间，不困难。第二天同毛一起读英文时，我直接问毛：“张孝骞大夫来了十几天了，什么时候检查身体呢?”毛放下书说：“让他们住下来，休息吧。”我说：“怎么向他们回话呢?”毛诧异地说：“回什么话?”我说：“不是检查身体吗?”毛这是突然变了脸色说：“谁人说过要检查身体?”我说：“离开北京前，主席不是同意了到北戴河检查身体吗?”
毛抬起身来，大声说道：“在北京讲的话就不能改变吗?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我也可以改嘛。这一定是汪东兴这个王八蛋搞的，我不检查，你告诉他，叫他滚蛋。”
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毛发这么大的火。我也不知道，叫“他”滚蛋的他，指的是谁。我晕头账脑地说：“这是傅连璋部长要我报告你的，汪东兴同志并不知道。”毛说：“叫傅连璋也滚蛋。”我说：“傅没有来北戴河。”
这突如其来的发作，使我像当头打了一闷棍。检查身体本来是件好事，无论谁作主提出来，可丝毫没有恶意。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拒绝，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我走到卫士值班室，摸不清毛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李银桥和卫士都偷听到了。李说：“主席不是对你发脾气。这两天中央开会，谈什么事不清楚，不过听说，主席在会上批评了警卫工作，特别提到这次外出游长江一些事，还有火车的安排，警卫太多，好多事情哪。”
我心里想，毛并不说明道理，突然大发雷霆，使人手足无措，而且也无法知道他到底想什么。李又说：“明天主席自己不同你说，江青也会同你解释，让你不要紧张，不要想的太多。”
但我忐忒不安。我见过毛对别人大发雷霆，但这是第一次毛用这么严厉的语气跟我说话。我能替这么一个不可理喻、喜怒无常的人工作吗?这工作太危险、太难捉摸了。我想还是离开一组，去医院工作好。
第二天傍晚，毛叫我到他那里去。一见面毛就笑着说：“曹营的事难办吧?”我也笑了道：“那么我就是蒋干了。”毛叫我坐下说：“我发脾气是我的一种武器。我不想做的事，勉强我做，我一发脾气，就做不成了。脾气发过去，就没有事了。你不要记上。.........”
我说：“主席，我讲话太冒失了。”毛说：“我这次到北戴河来，中央有些事要解决，下半年要开第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没有时间，不检查身体了。你告诉医生们，说我忙，以后再检查。你要好好招待他们。他们要是愿意，在这里多住几天再回去。张孝骞大夫是湖南人，我还想同他谈谈。”这次我听懂了，身体不会检查了。我也明白毛不是在生我的气。
事过境迁，日子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们每天都读英文。毛晚上睡不着，便找我去闲谈。也就是在一九五六年夏季这个期间，毛第一次告诉我他要辞掉国家主席，退居二线。我那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当时我对毛不够了解，不晓得毛向来不做戏言。毛用这些闲谈来帮助他思考，而我总在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之后才了悟闲谈其中的深意。他要辞去国家主席之事，当时经由几位领导人讨论，仍未公诸于世。三年后，一九五九年毛才正式辞去国家主席。毛“退居二线”所持的理由是他的健康，以及他不想为琐碎小事分心，只专心重要大事。其实真正的原因不仅如此。
毛的健康确实是原因之一。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心情都很紧张。想睡偏偏睡不着，往往彻夜未睡便上天安门。二来庆典后，毛受风寒，很容易感冒，一拖久就变成支气管炎。所以上天安门成为毛的精神负担。毛厌恶繁文缛节是另一个原因。在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平日蓬头跣足的毛，必须按时穿戴整齐出席外交活动以及送往迎来，这也使他厌烦。
但我后来才了解到毛的所谓“退居二线”，是种政治手腕，以此来考验其他领导人的忠诚度--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当时毛已对他俩起了戒心。赫鲁晓夫的反史达林秘密报告，中国领导人最初对赫的表示支持，而后又叫响“集体领导”的口号，批评毛的“反冒进”言论等等，都使毛愤懑不安。他并非真的想放松他手中的权力──实际上他是将这些他称之为“表面文章”的，推给别人去周旋，这样他可以全心全意投入“改造中国”的大业。
毛并没有等太久就知道这个政治考验的结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确定了他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