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周永开说，巴中县大概饿死了一万多人。这显然是一个过分保守的数字。从各种信息看，那时贫富差距小，但官员贪腐是个普遍的现实——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面对饥荒，他们过于冷漠，缺乏同情心，甚至上纲上线迫害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脱离群众是普遍现象。
1984年，文史工作者朱全森去四川省达县高家沟村做有关民国时期的文史调查，令他遗憾的是，想要找寻的人大多都在1960年前后饿死了。
据《达县志》，1959年至1962年，达县人口出现罕见的明显减少。1958年，达县人口总数为931944人，到1962年，降为879300人，共减少52644人。平均每年减少约13000人，而在1958年之前，平均每年的人口总数大概增加2万余人（1955年人口总数为875745，1956年人口896012，1957年为918512）。
在四川东部的大巴山区，达县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并不特殊。附近的巴中县、通江县、宣汉县等地，也存在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其中，又以宣汉县为最多。
那是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刘少奇曾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悲剧定性。
一
朱全森生于1933年，1949年“解放”时，家庭成分被定为佃中农（阶级成分经过多次变更，1964年“四清”时，他父亲被定性为地主，后又改为富农）。佃中农这样的阶级成分使他得以参加1950年达县第一区农民代表会，次年又成为所在乡教育委员会委员，1952年成为公办教师。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朱全森在达县碑庙公社中心校任教。“大跃进”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超负荷的工作。“1958年到1960年，几乎每晚都要夜战一两个小时，有时甚至干通宵。”他记得1960年4月间，碑庙中学几个“坏家伙”在一座寺庙中住下来，成立了一个“青年突击队”，定下的目标是亩产万斤。
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浮夸风盛行。“吹得非常凶，达县吹得最厉害的是么塘公社。”朱全森说。《达县志》称，“‘大办钢铁’调走农村大批精壮劳力后，推行‘少种、高产、多收’。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要求小麦亩产上千斤，水稻亩产破万斤。办法是‘土地深挖数尺，下肥10万（斤/亩），高度密植’。1959年，南外、河市等地并禾密栽示范田，将10多亩快抽穗水稻移栽到1亩田内，全部霉烂，颗粒无收。‘共产风’、‘瞎指挥’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产量连续下降。”
碑庙的“青年突击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突击队共有十几个队员，队长姓穆。朱全森也被借调到突击队进行栽秧劳动，“那个时候，秧苗栽得已经不用那么密了，间距变稀。”
有一天晚上，正常的夜战刚要结束，他们获得通知，今晚要通宵夜战。穆队长暗示大家，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检查组会来检查。朱全森在水田里栽了大约20把秧苗后，发现四周已经没有声音。“大家都回去睡了，只有犁田的穆队长躺在石板上，说着吆喝牛的声音，越来越小，也睡着了。”
朱全森也赶回寺庙里，大家说：先睡，等快天亮时再起来干活。睡了三四个小时，估计检查组该到了，大家才爬起来。“完全是哄人的。”朱全森说。夜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超过人们的劳动极限。达县的何大地那时还是小孩子，就曾拿着火把参与夜战，坚持到12点，“瞌睡多，有时会一头栽到田里头。”
周永开当时是巴中县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他记得1958年巴中县调了10万农民去大炼钢铁，还动用3万劳动力兴修水利工程。“那时要赶英超美，强调中国人战天斗地的精神，修水库的口号是‘敢教日月换新天’。”
1959年下半年兴建水库时，因农业产量下降，而中央外调粮食增多，饥饿开始蔓延。周永开对我说，那时兴修水库的劳工，每天都吃红薯度日，所谓的菜汤就是清水煮咸盐，一喝就是一天。工作量很大。“900米的距离，要拉一方土，用肩背或独轮车推20多个来回。吃那么点饭，却有这么大工作量，有时晚上都加班背土，因为有任务量，要评工分。”
有一天，周永开亲见一个劳工死去。“他两天前感冒，已经不能干活，在工地睡觉，医生也来看过，但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说，水库的兴建从1958年持续到1961年，在这过程中，大概死了八九十人。
1959年下半年，超负荷劳动和普遍的温饱不足，使周永开注意到乡下水肿病的流行。“缺乏营养，1958年还不突出，1959年开始死人。”当时，周永开对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毛泽东的争论并不知情。对当时中国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粮食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但对中央不断加码的外调粮食，他记忆深刻，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老百姓把粮食晒干，上缴仓库，我们再把粮从仓库拉出来，饿死也要保中央。如果中央少要粮食，就不会存在这么大问题。”
二
通江县沙溪公社伏家坝生产队的何光宇也是从1959年开始挨饿。“大炼钢铁，所有劳力都去炼钢了，茶壶都砸了炼钢。红薯都烂在地里没人收。就开始饥荒了。食堂里弄个大锅，几百人吃野菜。”
人民公社体制，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始贯彻。共产主义似乎指日可待，“资本主义尾巴”被逐一割除，农民们共同劳动，并聚集在公共食堂内，过着饮食上的集体生活。
最初鼓励“敞开肚皮吃饭”，但这种美景很快就不复存在。朱全森记得，在“青年突击队”夜战时，每顿都吃稀饭，偶尔放点大豆、莴笋，连盐都没有。何光宇对我说，到后来，连红薯和稀饭都吃不上了，只有草根树皮，只要猪能吃的人都试着果腹。有健壮劳力，都因此得浮肿病，死于家中。
美国学者文贯中认为，在触发饥荒的两大因素（公共食堂和过度征调粮食）中，公共食堂因素更为重要，因为它导致粮食早期的过度消费，干部的贪污腐败和普通农民的消极怠工。（见文贯中《中国三年大饥荒的触发及加剧之原因——论无退出自由的公共食堂的谋杀性后果》）
本文开篇提到的饿死26人的高家沟公共食堂例子，被朱全森写进了《达州市志》，以高思仁、李延坤等五人口述的形式：“1958年农历八月初，公社干部组织我们到罗江公社一食堂去参观学习。回来之后，我们高家沟以原小社为单位，指定两名社员当炊事员，一名社员当管理，用尚未分配下户的粮食，另凑齐一些油盐和炊事用具，柴禾上山去砍，利用社员厨房办起‘公共食堂’，有些人又叫它‘合作食堂’。各家各户的人都到食堂去吃饭，不计算人头伙食费用，全由集体包干。当时，细粮按人头过秤下锅，粗粮随需要不过秤下锅，满足社员吃饱。部分妇女认为减少了她们的家务劳动，还可以；也有些觉得不合口味，晚上回家悄悄搞‘小自由’。”
由此可以看出，公共食堂最初并未受到村民的抵制。但接下来，左倾的脚步明显加快。“这年冬天，社员家里的锅罐被砸了‘献’去炼钢铁，灶台砸烂做肥料，不准搞‘小自由’。第二年春耕季节，要搞‘一大二公’，把我们小食堂并入李家沟食堂，粮食‘调去’大食堂管理。百来个人吃饭，3名炊事员，另安排人专门砍树做燃料，湿棒棒塞进灶堂，浪费很大。遇到吹风下雨，老的小的去食堂很不方便。”
大家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开始越来越大，但就在饿死人的时节，政治紧箍咒却扎得越来越紧。“1959年冬‘反右倾’，干部说‘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任何人不敢说食堂的问题。拖到1960年春天，食堂口粮严重不足，代食品也找不到了，汤汤水水把人肚皮越胀越大，人越拖越瘦，一些老弱病残和个别食量大的人实在吃不消了。肿病号增多，生产搞不起来，公社干部下来只埋怨社员，也没法解决。1961年，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只好解散。我们高家沟和上李家沟比1958年少了二十几个人，有一家死了3个。”
巴中县委副书记周永开也曾去乡下考察。“后来中央给四川调粮，每人只有10斤，最多吃十五、二十天就不得了了。老百姓说，让我们自己种两窝南瓜就够了。但那时不让种，割资本主义尾巴。后来实在饿得不行才让种。”
三
朱全森介绍，1954年，四川省政府规定农村农民年口粮380市斤至450市斤，达县政府选择了中上标准——425市斤，这是指带壳的粮，加工好后重量自然又少了很多。1957年“大鸣大放”时，有些农民表示425斤不够吃，结果个别人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自1959年开始，农村人均留粮不足200市斤，“大饥荒”开始蔓延。
今非昔比，朱全森解释说，现在425斤粮食他一家人都吃不了，为何1950年代，还不够一个农民吃的？因为当时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当时流行语中有“使牛汉，八碗饭”之说。举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他邻居瞿某当“背老二”去汉中的时候，每天吃4市斤大米，折合一年要1000多斤。那时农村缺少副食、水果，常常几个月见不到油荤，每天把大量汤汤水水往肚子里灌，皮下脂肪耗尽，而吸收水分过多，就得了水肿病。
据了解，达州专区1959年粮食减产，但地方仍浮夸上报，导致当年征购粮食达19亿公斤，占实际产量的45%，农民每人留原粮仅99公斤，到1960年略有提高——103.5公斤。
“患了水肿病，腿都弯不了，爬楼梯特费劲。”朱全森说，饥饿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促使大批人死亡，也让盗窃风气流行一时。“那时政法机关部署‘保卫’夏收、秋收，农民自己种出的东西要进仓库，还要公安去保卫，简直是笑话。那时公安抓得最多的案子就是偷，偷粮食，偷耕地用的牛油……”
有一次，达县教育局搞成人教育工作的王姓干部，因在食堂偷抓了两把米饭，结果被炊事员发现上报。“他被弄到白庙礼堂批斗，我们三十多个人被叫去‘受教育’。”区委副书记一人在上面斗，王姓干部支支吾吾说偷了饭，下面没人吱声，只是悄悄议论，一个铁匠说：这是饿的结果。
朱全森说，当时食堂炊事员、保管员都要阶级成分和人际关系特别好的人才能出任，“他们是大偷，其他是小偷。生产队长还会组织社员去偷其他生产队的粮食，这个公社去偷另外一个公社。”
通江县何光宇的母亲，1959～1960年间就曾获得在当地食堂做饭的美差，何光宇因此能沾些光：“有一次她把伙食团的油舀了一小碗给我喝。香得不得了，当时觉得天下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喝完了继续舔碗，结果被伙食团长给看见了，追问偷吃啥。我母亲说，今天是儿子生日，没啥可办的，就想让他开点荤。结果以后就不准她做饭了，失去一个好职业。”
但何光宇还有一个在粮站加工厂工作的姐姐，时或与同事私分粮食，始终未被发现。“粮站加工厂经常24小时连续工作，大家换班。有时晚上加班累了，就偷偷煮干饭。一人分一坨饭。我姐姐舍不得吃，就半夜走十几里山路，把饭送回家。大概半斤米左右，再加水和菜煮了，我们一家6口人吃。她隔三岔五就拿回来一次。”
相较而言，城市职工就好得多，不至于有饿死之虞；但饥饿仍是难免。“当时达县专区地委班子成员都有得肿病的。地委书记李香山的娃娃都偷馒头吃。有一次，在机关食堂拿票买馒头时，他从柜子里偷馒头，被发现了。”原达县专区地委办干部严宗全在接受我采访时说。
在通江县永安乡，还有刻意违法以寻求坐牢者。浩劫波及耕牛等家畜。何光宇称，当地一位村民将集体的耕牛杀死，分给大家吃，因此被劳改。他在牢中感觉还吃得饱些，出狱后饿得慌，又不敢再杀耕牛，就把牛舌割下来，自己报案，要求坐牢。
坐牢其实也不保险，据开江县1962年3月的一份报告，三年灾害期间，看守所共死亡在押犯人71人。“最开始，一般偷盗还被公安当成刑案，后来就改称为‘拿摸’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朱全森说。1961年3月，在上级指示下，达县专区停止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理由是，因群众生活困难，出现普遍性的偷摸和强收农作物、强夺粮食等情况，法难责众。由此亦可知，各级政府对农村饥饿的实况并非没有了解，但高指标征购粮食并未停止。
非正常死亡的人中，也有部分是自杀。朱全森的一位教师同事曾啸鹄是个退役军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身材魁梧，有1米80多，是个篮球运动员，饭量大，粮食紧张时，忍受不住饥饿而偷胡豆，结果被抓受批斗，此后又再次偷红薯犯事，在被批斗期间上吊自杀了。
除了病饿而死、自杀，刘少奇所谓的“人相食”悲剧也发生在川东这片土地上。
四
在通江县沙溪公社文胜乡，曾发生轰动一时的食人案。据何光宇介绍，当地一个老太婆，见生产队长的孩子比别的孩子都胖些，就骗其到屋中吃饭，在孩子向水缸里看的当口，用刀将其杀死，然后煮了吃肉，一时吃不完的肉，就熏成腊肉慢慢吃。这个老太婆非常饥饿，她的老伴前些天刚刚饿死，也被她将尸体吃掉。因为有肉吃，所以老太太看上去红光满面，与同村人一脸菜色形成对照，找不到孩子的生产队长，后来在她屋中发现腊肉，此案告破。老太太被抓捕，游街示众。他还听说，万源县也有人因杀人果腹而被判刑。
1960年2月，达县专区政府曾在一份报告上表示，自1959年12月以来，短短3月内，达县专区内已经发生28起吃人肉事件，其中万源县5起，巴中、通江、邻水县各1起，平昌县3起，宣汉县最多，有15起。共吃掉31具尸体，这其中，既包括偷吃死人肉，也包括谋杀亲生子女或继女事件。
达州市文史工作者何大地说，当时普通农民还是相信宣传，但有点知识的人会怀疑，只是不敢说。在何光宇的记忆中，三年饥荒时期，他所在的村庄也“没人敢写反动标语”。
朱全森进一步表示，当时没有人敢说真话，因为那样很容易被打成“右派”，“右派”被认为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比地主、坏分子都更坏一筹。朱全森本人，就是在1957年的鸣放后，被定性为“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右派。
在关于三年饥荒的历史叙述中，很多人困惑，在那种生活与工作条件下，为何没有或甚少农民反抗？这方面的历史素材，学者掌握得的确不多，但并不意味着反抗缺失，只是它们多半尚在密谋准备阶段就被镇压了。
在达州市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类似的事件。在此举几个例子。譬如1961年，开江县破获黎广友、廖万谷领导的“中庸道”复辟案，次年又有以马朝万为首的“忠孝派”被抓捕。那个时候，个别农民常利用会道门来试图实现“复辟”的诉求。
而达县1960年上半年，共发生政治案件15起，其中11起为“反动标语”案，4起为“反动匿名信”案，较上年同一时期上升60%。“他们恶毒攻击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污蔑我党和领袖，破坏粮食政策，甚至企图变天复辟，如麻柳公社地主分子王崇万，书写反动标语61付，四处散发，企图煽动群众攻抢粮食，并扬言建立根据地等反动滥言。”一份报告材料中如是称。
在宣汉县，1963年还曾破获“中国人民急救大军”案。当地福禄公社一个叫徐琼谱的劳改释放犯人，在1961年春天，成立“民主同盟”组织，针对三年灾害时期大面积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实，先后策动冉启文、张前方等21人加入该组织。他们有自己的纲领，并布置了每人发展3-5人的任务，在宣汉、开县边境结合部发展。当年底，该组织改名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编写的宣传材料包括“共产党残酷历史”，并多次召开成员会议，批评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一定会成功。1962年3月，为了突出暴动的紧急程度，他们再度将组织名称改为“中国人民急救大军”，并成立“星新指挥所”，下设上中下三级指挥所和六个指导区，徐琼谱自任所长，还正式发文委任指导区的政府区长。他们提出的纲领中，包括成立“全国人民大团结临时政府”等七项。到1962年底，他们的成员已经达到164人。该案破获后，徐琼谱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骨干则被判有期徒刑。
当时中国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人民公社体制，以及无所不在的监督告密网络，已让这种零星的反抗行动，根本没有任何成气候的可能性。
五
最后让我们将目光回到地方政权上，他们面对饿殍遍地现象是什么反应？该如何评价他们？“现在回过头看，那时领导中没那么多贪官，他们不脱离群众，贫富差别也小。毛主席注意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后来有错也勇于承认。”原巴中县委副书记周永开的观点，代表相当部分老共产党干部，他们认为那一时期官员相对廉洁，并对中央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对地方领导，如原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则有微词。周永开说，李井泉是西南土皇帝，有人说他是“西南王”，7000人大会时主要批评他不民主、治下死人多。周永开参加了7000人大会。“政治上的原因，导致大家不敢说真话，有些官只喜欢听好的，不听坏话，这确实是教训。李井泉的确不太能听进良言，他爱听好话，不爱听坏话，所以听不到逆耳之言。”周永开也承认，在三年饥荒时期，自己值得检讨：“我是管农业的，虽然巴中县比其他县死人少，但也有责任，为何没饿死官，都死的老百姓？”
周永开说，巴中县大概饿死了一万多人。这显然是一个过分保守的数字。从各种信息看，那时贫富差距小，但官员贪腐是个普遍的现实——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面对饥荒，他们过于冷漠，缺乏同情心，甚至上纲上线迫害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脱离群众是普遍现象。
残酷的案例，可以信手拈来。譬如1961年下半年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揭露，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
值得强调的是，在邻水县的被害者中，除了一个阶级成分不好的“地主分子”和一个“惯偷”外，其余都是基本群众，大部分是青壮年。也就是说，迫害者施加迫害，主要不是基于阶级标签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无关任何理想，已是纯粹的劫掠。
对那个时代当权者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经济观察报》上的原标题：跃进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