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坐落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被誉为“东方的卢浮宫”。洞窟中的不少壁画、彩塑、经卷等虽在近代被几个西方人以低廉的价格“买走”，但仍能看出其昔日的辉煌。
1935年，一个学习绘画、叫常书鸿的年轻人偶然在巴黎看到了六卷本《敦煌图录》画册，惊异其瑰丽，伤怀其默闻，因此决意回国，从此成为了莫高窟最为坚定的守护者。
回国之后，常书鸿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但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在他的奔走呼吁下，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支持下，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当年，他即赶赴敦煌。
当常书鸿抵达敦煌的那一刻起，伴随他的不仅是黄沙漫舞和狼风狂啸，还有经济上的拮据和生活上的诸多困难。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然而，莫高窟所展现的魅力，以及对艺术的热爱，对敦煌的热爱，让他克服了所有困难。
可惜，由于政局不稳，财力紧张，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解散研究所，大部份人因此选择离开了莫高窟，但常书鸿却留了下来，因为敦煌是他的生命。此时，妻子无法再忍受敦煌的寂寞和困苦，决然离家出走，丢下了两个孩子给他。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动摇常书鸿守护敦煌的赤子之心，他还是选择了坚持。中共建政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任所长。
在几十年守护敦煌中，常书鸿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敦煌上，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还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
1966年文革爆发后，“破四旧”的风潮也刮到了敦煌。由于有中央的上方宝剑，敦煌得以幸免，但守护敦煌的常书鸿等人却没有摆脱受迫害的厄运。常书鸿不仅被打为“反革命”份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卖国贼，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因为名为“卖国贼常书鸿罪行展览”在酒泉展出过，是以河西地区早已是无人不晓的这个名字更加远扬了。可以说，文革中，常书鸿的身心均遭到了巨大的伤害，他时常被打的遍体鳞伤，不能站立，腰椎还曾粉碎性骨折。
从《读书》2008年第一期萧默撰写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常书鸿的境况。
1968年秋，曾是常书鸿下属的萧默“押解”腰椎粉碎性骨折的常书鸿去兰州看病。在内心深处，萧默十分敬仰常书鸿，他就是在看了常书鸿写的《祁连山下》才前往敦煌的，因此暗中对其尽量照顾，并帮助他配了钢背心。
在前往兰州的火车上，同在卧铺车厢的几个陌生人当得知他们来自酒泉，便开始询问常书鸿的情况。萧默否认自己认识常书鸿，那几个人便直接询问常书鸿。几番否认后，常书鸿声音很大地、斩钉截铁地、激愤地喊道：“常书鸿，他死了！”此时，一滴老泪，从他紧闭的眼角顺着脸颊流下。当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痛啊。
听到这令人心颤的喊声，几个陌生人沉默了，但面色凝重，久久地凝视着躺在身边的这位老人，困惑地要把他们心目中的常书鸿与这位老人联系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人沏了一杯茶，送到常书鸿面前，请他喝茶，并且轻声加了一句：“不管怎么样，一定请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公道自在人心。
1977年，常书鸿被“平反”。1982年，业已过了古稀之年并守护了敦煌五十年的常书鸿回到了北京。晚年撰写了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对于文革的经历，常书鸿只有淡淡的一句话来概括：“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1994年6月，常书鸿去世，享九十天年。
唏嘘之余，我在想，如果没有十年荒废的岁月，常书鸿先生或许会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