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红八月”，红卫兵肆虐京城。在红卫兵的淫威之下，有没有人反抗呢？
第一批反对者，可能是所谓的“小流氓”。准确地说，是些学业欠佳的学生，或是由于家庭贫寒辍学混迹于社会的青少年。由于文革前的“无产阶级专政”已落实到居民委员会，他们活动的空间非常有限，谈不上“横行乡里”。红卫兵杀向社会，首先遭遇的，就是这批人。8月2日，因北京第四十七中学一个学生被红卫兵打了，这个学生的“哥们”，所谓“小流氓”南鹤龄等人进行报复，用刀扎伤了打人的红卫兵，8月13日在首都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大会批斗几个“小流氓”。会后“小流氓”南鹤龄被判处15年徒刑。在他服刑期间，他的父亲和哥哥被红卫兵打死。中央首长参加了这个大会，对红卫兵当场殴打“小流氓”的行为没有制止。（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社2004年版310页，并可参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41页）
8月25日，在北京市崇文门外发生了著名的榄杆市事件。北京女十五中初中的红卫兵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小业主”李文波家抄家、打人，将李文波夫妇关在楼上，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在炎热的夏天里，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不堪忍受，执意下楼，被红卫兵打倒在地。李文波和红卫兵理论，被红卫兵拿棍棒殴打。情急之中，他拿起菜刀试图吓跑红卫兵。以后李文波跳下楼，被红卫兵当场打死。但从这些初中女生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来看，他的反抗只是吓唬吓唬人而已。这一事件却被渲染为“资本家行凶杀人”，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打人杀人热潮。9月12日，李文波的妻子被判处死刑，于次日执行。（王友琴《文革受难者》218页）
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在8月份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每天被斗、被打。她还竭力检查自己，说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但没想到，更大的灾难不仅降临到她自己，而且降临到她的家人身上。8月26日，十几个红卫兵闯进她家，不容分说将她的丈夫孟昭江、她的儿子孟毅揪到学校，连同她一起，轮番拷打了一夜。次日晨，又和其他被关押的“牛鬼蛇神”一起赶到操场上跑步。已经奄奄一息的老校长一头栽下不省人事。她的丈夫向红卫兵跪下苦苦哀求。这当然不能打动这些红卫兵，反而认为这是挑衅，要拿剪刀给他剪一个阴阳头。孟昭江原来是共产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看到亲人受到如此残害，自己又受到侮辱，他实在忍受不了了，就上前抢过了剪刀。这下子惹了大祸。人们喊：“右派分子孟昭江造反了！”“反革命分子杀人了！”马上皮鞭、木棒齐下。已经伤痕累累的孟昭江马上倒在血泊里。这帮暴徒又继续将他反绑四肢，吊在单杠上，棍棒齐飞，将脑袋打破，肋骨打折，血流如注。
郭校长从昏迷中醒来，爬向施暴者，求他们不要再打了。这帮灭绝人性的“革命青少年”却喊：“原来你是装死！”两个红卫兵将她拖到一个污水坑里，把她的头往水里按，将这位老校长活活呛死。孟昭江被公安局作为现行反革命拖到拘留所，在水泥地上躺了两天。第三天才送到医院，在走廊上躺了半天后死去。他们的儿子孟毅是学油画的，被分配到北京分司厅小学当老师。当他的父亲被殴打，母亲被溺死的时候，他被捆在室内的审讯柱上，身上淌满了血，无法动弹。他被继续关押了三天后释放，回到家里，发现家中被抄得一干二净，弟妹们也四散逃命去了。妻子也被迫和他离了婚。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被毁灭了。他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处十年徒刑，直到1978年才被释放出狱（《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群众出版社1981版）。这就是他的父亲，为保护自己的亲人的一个试图反抗的动作所付出的代价。
同期在师大二附中发生了一个类似事件。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滨海，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是中共铁道部党校的一个干部，受到文革冲击。樊希曼曾经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说及文革。这封信被班里的红卫兵看到，他们说是“反动信件”。1966年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一日，曹滨海班里的红卫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过程中，曹滨海和他们发生争执。据红卫兵说，曹滨海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关了起来。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去学校。当天下午，在师大二附中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这位母亲被打死。同一天在校内被打死的，还有这个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在同一天被打死。
母亲樊希曼被打死后，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又筹备在8月28日召开十万人大会，在会上把儿子曹滨海当场打死。周恩来召见了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进行劝说，当时十万人大会没有开（可参见《记忆》2009年第一期赵文滔《史无前例的打人风与八宝山火葬场》中对此事的记述）。但是几天之后，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头头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曹滨海的母亲被打死了，他自己被关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从此精神失常。（王友琴《文革受难者》79页）
以上三个被迫害者试图反抗的例子的共同特点，都是和家人在一起时发生的。在前两个例子里，“资本家”李文波和“右派分子”孟昭江，如果他们自己面对强权，也许会逆来顺受，甘受杀戮，但是他们在面临亲人受到野蛮对待或濒于危险时挺身而出，予以呵护，从而在最严峻的生死关头尽到了一个丈夫的责任，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生命的惨重代价。
我们在回顾文革的时候往往感叹于世道的败坏、道德的沦落、人性的丧失，但我们也应看到，“在一场一场的浩劫之中，可敬的，是那些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仍旧维持了人性尊严的人，悲壮的、伟大的，是这些人的生与死，痛苦与挣扎。”（龙应台《让艺术的归艺术》，《读书》1988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