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读到《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最后一节“陈寅恪之死”后，不免掩卷长叹，为之扼腕：一代国学大师如此惨死，真乃中国文坛之大不幸也！中共罪孽何其深重也！
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学贯中西、被视为“三百年来学问惟其一人”的陈寅恪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离开大陆，从此命运便注定。他先在岭南大学任教，后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他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并在此度过了他的最后二十年。
1953年，“喜欢历史”的毛泽东决定，中共中央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剪伯赞“红色学者”等组成，毛钦定陈伯达任主任。同年10月，在毛的提议下，历史研究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增设三个研究所：远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委任状下达后，郭沫若与范文澜均马上赴任，惟有陈寅恪不为所动。当时，不时有北京来客到广州说服陈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汪篯。当时汪篯怀揣着两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的，一封是副院长李四光亲笔所写。
陈寅恪对前来劝说自己的汪篯如此说道：“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主张学术自由的陈寅恪还提出了赴任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即毛泽东)或刘公(即刘少夺)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对于陈寅恪所提的两个条件，中共自然没有答应，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此后，陈寅恪虽然受到了批判，但在中南第一书记陶铸的关照下，在中山大学度过了一段还算平静的生活。但是当1966年大鸣大放开始时，中山大学的造反派们将矛头对准了这位早已双目失明的老人。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
随着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曾受其保护的陈寅恪的处境也变得十分艰难。助手黄萱被赶走，三名护士被撤除，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望之令人恐怖惊悚。
更为恐怖的是，大字报逐渐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夫人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疯狂的造反派们还对陈家财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陈家财物尽失。
造反派们为了验证流传在中大校园内的“陈寅恪有惊人记忆力”说法的真伪，将躺在病床上的陈寅恪拖下床，强迫其背诵毛语录，倘若不肯背诵或有一句背错，便遭到辱骂和毒打。
为了达到将陈寅恪迫害致死的目的，造反派们想出了一个毒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当即抱头在床上打起滚来。
造反派们一见十分兴奋，遂加大力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播放。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正月，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见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
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相爱至深的陈寅恪夫妇常常相对而泣，感叹命运的悲苦。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亦撒手人寰，追随丈夫而去。
据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三百年一见的国学大师就此远去。谁之过？
